因此皮岛传警，朝廷发兵驰援，对大明来说从来不是个选择题。
可惜这个时候，崇祯发现身边竟然无人可用。
因为主持对抗阿济格入寇的督师张凤翼、梁廷栋，先后被气死、病死了。
梁廷栋是宣大总督，在阿济格破口之前上任，奔走宣大山西，亲自巡边筹划，发现边防脆弱而兵饷匮乏，无处下手，以至于忧劳成疾。
随后大敌寇边，战火燃起，又不顾病体躬擐甲胄，激励将士，亲自督军奋战，转战于良乡、通州、蓟州等地，因病体弱，在通州夏店坠马骨折。
张凤翼是兵部尚书，在整个崇祯九年后金入寇的过程中，以有限的兵力、匮乏的粮饷，对后金军进行围追堵截，与梁廷栋于梁沟亲自指挥并击败了阿济格。
战术上胜利当然谈不上大获全胜，后金入寇分道流窜确实使大明京畿腹地承受了惨痛代价。
但这样的表现，已经比己巳之变时的兵部，强出几万倍。
至少这次，明军是有组织的。
说张凤翼是崇祯朝最杰出能干的兵部尚书也不为过。
但张凤翼上个月就病死了，梁廷栋是这个月病死的。
他们俩多少有些被气死的成分。
一来是战后朝廷问责的政治压力，崇祯爷的性格与处事方式无需多言。
二来则是民间传闻带来的心理压力，说他们俩未与东虏交战，仅尾随目送，而且在战场上天天吃大黄要自杀。
自杀很容易，但连续服用好几个月才给自己吃死，是一件很难的事。
总之事到如今，大明又损失了两名杰出的督师。
崇祯皇帝面临无人可用的难题，下诏升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命其火速入京。
杨嗣昌正式登上大明权力舞台的中心。
早在去年，杨嗣昌就曾在紫光阁向崇祯交上一份针对天下局势，完整的战略计划。
那份计划的核心在于，先重兵剿灭中原僭号称帝的张帜，以免其威胁漕运；对内整军经武积蓄力量，对东虏西贼不可力敌争功，要扼关河之险以拖待变。
对有称王可能的西贼刘承宗，要册封杨麒为王，斩断其臂膀，削弱枝干。
对持续进犯的东虏黄台吉，要遣重兵渡海协防朝鲜，以免其压榨属国之人力物力。
说白了就是经营中原，牵制东西。
杨嗣昌的战略建议很全面，但皇上真正听进心里去的，也就是册封塞外杨麒为王。
结果这事还跟黄台吉撞车了，两边都封了杨麒，迫使两名使者在归化城以王印格斗，角逐究竟谁是爹。
事实证明他俩都不是，杨麒最后还是领了刘承宗的册封诏书。
杨嗣昌此次进京，大有一展身手的踌躇满志。
因为在他看来，今年因为刘承宗与黄台吉在塞外两虎相争，大明的情况，比去年好了很多。
对东虏没准真能争一争。
至于崇祯对岭东之战的怀疑，杨嗣昌完全不当回事。
崇祯是皇帝，皇帝多疑很正常。
他杨嗣昌可不神经。
元帅军和后金军这两支军队，马匪成分要比军队成分大得多，刘承宗和黄台吉，也是两个超级大饿人。
他们俩照面，不把对方揍趴下扒干净吃到晕碳，那腿就不能自拔，绝不会放任自己离开。
更何况，关宁军在前线趁机抢占了三岔河口牛庄以东的几座城池，报告辽阳被焚的军情也不是假的。
就这军情，祖大寿编都编不出来。
而现在，杨嗣昌掌权，进宫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皇帝重申自己的战略建议，尤其是发兵两万渡海，只不过皮岛危难在前，暂且先援救皮岛，待危机解除，再移防朝鲜。
朝鲜和东江镇，在大明看来，于后金威胁下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哪个都不能丢，哪个都要保。
只不过，不论崇祯还是杨嗣昌，都低估了发兵渡海的难度。
因为援朝军要从山东出，而山东眼下的情况，不容乐观。
温体仁最清楚的山东的情况，因为上一任山东巡抚李懋芳是被他整下去的，而新任山东巡抚颜继祖则受其提拔，早就将山东情况逐一报告。
山东本来就在吴桥兵变时被打烂了，沿海防务极为空虚。
同时旱灾的情况，也并没有比山西陕西等地好到哪儿去，甚至因为沿海，今年四月还遭遇了一场飓风，暴雨夹着拳头大的冰雹在地上砸了两尺厚。
山东各县在今年，处处蝗灾已成不能遏制之势，还爆发了大面积传播的牛瘟，到处都是荒地。
而这赤地千里的景象，反映到朝廷中枢不过只言片语，在遍地大旱飞蝗、江南飘雪的情形下，不足为奇。
值得重视的只有颜继祖所言，加强青州府、济南府防务，补充军饷的条陈。
这无疑让杨嗣昌进退失据。
他们有军队，陈洪范在登州、莱州还有额兵两万，这支军队一直在做协防朝鲜的准备。
但后金进攻东江镇的皮岛，要打的必然是拉锯战。
而拉锯战，拼的是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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