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中，除了兵家、医家等实用学术外，真正流传到后世的只有儒、道两家。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以致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赫，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另外，儒家思想也对朝鲜、韩国、越南、日本、新加坡等东亚、东南亚各国的文化有重大影响，形成了所谓的儒家文化圈，同时儒家亦对世界文化还产生了一定影响。
道家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仅次于儒家。首先，古代中国的盛世往往出现在道家治国时期。其次，道家“因俗而治”和崇尚“简、平”的法律观成为后世制定法律的规范之一。至于军事、科技、文艺、中医、武术、茶道等方面，几乎就是道家的天下。相比之下，儒家的影响就小了许多。道家对日本文化也有深刻影响，道家思想在日本长期传播和沉淀，已经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日本着名学者福永光司甚至认为：“国学（指日本本国文化，非儒学）和老庄哲学具有共通性。”
至于道家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是儒家无法比拟的，据西方学者统计，从1816年至今，出版的各种西文版的《道德经》已有250多种，如今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新的译本问世。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着中，《道德经》排名第二，仅次于《圣经》。在Google网站上，检索到的Taois m（天道思想）比“naturallaw”（自然法）条目还要多。在美国最大的购物网站亚马逊的图书搜索一栏，输入Dao、Tao、Taoist等这些与“道”有关的英文单词，竟然会得到近8万个的搜索结果，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英文着作。 [6-7]?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诸子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即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
我们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体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指导人们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思想。
诸子古书编辑 语音
李零在《中国方术考》对于古书的成书有精辟论述：
古代写书不易，读书也不易，知识与思想的传授往往局限于同一门派的师弟之间：学术必须亲炙师教才能学到东西，而老师也必须开门授徒才能传播主张。因此古人最重“师说”（老师之说）和“家法”（授受源流）。
古代的“师说”当然要由“书”来体现，但《易·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古人看来，“书”是远不足以穷尽“师说”的……但在古代，老师的传授一般没有“书”，往往是靠口传心授……只要学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辟师说，自立门派），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记录老师的言论，疏释和阐发老师的思想，而且还往往附以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的整理和附益统统归于老师名下，“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为手撰，孰为记述也”。也就是说“着作权”可以并不明确，但“师说”和“家法”必须毫不含糊。这对理解古书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点。
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书管子后》“先秦诸子，皆门弟子，后宾客或子孙撰订，不必手着。”
章学诚对古书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阔的认识，他说：“古人为其学者效其言，其于文辞，不争此疆彼界，若后世之私据也，何伪托之有？”《文史通义·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后世断诸子为伪书，往往是以“私言”来衡量诸子的“言公”。《文史通义·言公上》对于诸子书中出现后世事，章学诚认为，诸子书“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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