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日明，处理完公务的魏越在山巅吹着山风，视线中可见鏖战的双方旗帜变动。
而他的思绪早已飞出战场，到了千里之外的雒都。
掐算着时间，曹氏、宋氏也快生产了，曹氏这里好。魏越关心的是宋氏，若真生下一个男婴，跻身皇子之列，今后局势变动就会充满变数。太远的不去想，如何在雒阳政变中保住宋氏母子的生命，这是一个大问题。
董太后那样的人物，都让何氏一族逼死，更别是宋氏了。
如今身在战场，魏越反倒不需要考虑战场得失，没有外来的变数，破羌军只能坚守；故而这段军务轻松的时间里，魏越有足够的时间去思索未来。
对很多人而言黄琬不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其历史痕迹远不如王允来的显目，让人难以忘记。
魏越不清楚自己便宜丈人今后能取得的地位，尤其是雒阳前后三次政变时的地位。
现在他着重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三次政变中稳固自己的地位并获取优势，他要以最低的筹码来计算，不能计算黄琬、张举这些人的影响力。
所谓的雒阳三次政变，分别是何进联合士族施压宫中，十常侍出卖蹇硕，这次政变后蹇硕身死，雒都兵权回到何进手中；第二次政变就是走投无路的十常侍刺杀何进，何进部曲与袁氏兄弟掀起对宦官的屠杀；第三次政变就是董卓入京，攻杀丁原兼并京中兵权。
看着第二次政变与第三次政变时间很近，可这是两码事情；比如二次政变充满变数，极有可能导致三次政变走样，发生丁原兼并董卓这种事情也是有概率的。
至于第一次政变‘蹇硕之死’，魏越怎么看都觉得蹇硕死定了，除非继位的是刘协，而非刘辩。
三次政变，保住自己的权势，保住黄琬的影响力，保住宋氏母子，这是魏越的基本要求。至于更多的，只能细细琢磨，提前布子。
比如，可以改变他习武资的传国玉玺……
三次政变，都有可能影响到传国玉玺，包括后来的董卓迁都，这四件事情都有可能与传国玉玺丢失有关系。打传国玉玺主意的人很多，起码魏越可以断定王越也在打传国玉玺的主意，哪怕王越剑术独步下，可剑术、体能达到极致的王越依旧十分在意传国玉玺，明王越需要传国玉玺做些事情。或许是验证传言之真假，或许仅仅是试一试运气。
充满神奇色彩的传国玉玺，值得王越冒险，也值得自己冒险。
魏越不知道的是皇帝死后，蹇硕之死还不是第一次政变，真正的第一次政变是太皇太后董氏为首的董氏外戚与皇太后何氏为首的何氏外戚争斗，这场政变何氏兄妹自导自演，兼并了董氏一系的在京兵权，取得对十常侍的优势。
九月中旬，金城郡，榆中县。
荡寇将军周慎部在这里已与北宫伯玉、李文侯对阵近月，双方粮草都开始紧张起来。
北宫伯玉在等韩遂、边章在后方凑集粮秣，周慎这里也在等张温派中军押送粮草。因榆中相对平坦的地势，现在谁都不敢后退，否则极有可能被对方追杀、击溃，这就是缺乏接应部队的窘迫境遇。
叛羌给汉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也给北宫伯玉、韩遂等人征发粮秣造成了困扰。虽然在汉军压力下双方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可凉州物产就那么点，叛羌抢的多一点，那叛军能抢的就少一点，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争端。
陇西临洮这边，作为洮河诸羌的老邻居、老朋友，董卓并没有彻底翻脸，而是区别对待。打着为儿子报仇的旗号成功动部分叛羌中立，所以董卓破虏军进展顺利，通过俘获牲畜手段，竟然不需要张温另外运输粮秣。
而张温的中军也从陈仓转移到了冀城、上邽，到底是北上阿阳县打通破羌军退路，还是增援金城，令张温陷入了犹豫。
随着张温的犹豫，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在黄琬面前：黄盖以及匈奴中郎将张修都无法号令右贤王部，即右贤王部集结北地郡后南下接应破羌军一事，出现了意外波折。
现在的右贤王部有匈奴万骑，并乌桓骑士营、没鹿回部、拓跋部拢共两万余骑，这么大的一股兵力足以扫灭精壮尽出的北地、上、安定这三郡的诸羌村寨。
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意味着义从部队是否应该拥有独立的指挥权，意味着汉军对义从部队的控制力是否衰弱。
除非有一营汉军在北地郡，由汉军将校指挥这些义从军队攻掠诸羌村寨才能淡化这件事情的影响力。否则今后征发义从军队，以这件事情为先例，那么今后征发的义从军队有失控的风险。
两万多骑的义从部队，已经不是黄盖这个千石级别的匈奴司马能指挥的了。张温对右贤王过于软弱远不如朝廷强硬，故而黄琬只能通过朝廷调节，以留守王庭的匈奴中郎将张修为将，号令两万余骑就地攻掠。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右贤王部这两万余骑开始劫掠北地、安定、上这三郡叛羌村寨，乌支围困破羌军的叛羌联军自会解围。这几乎是现成的战机，若强逼着这两万余骑去乌支解围，白白错过战机不，还会损耗义从联军的士气和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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