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河南岸地势狭窄，因乳峰山、石门山等大小山岭较多，所以平川地很少，多集中于河岸附近，并不利于兵力摆开阵势。
但这里所言的不利于兵力摆开，指的是双方数万人马结阵大战，因受限于地形地势的缘由，不利于在女儿河南岸的狭长地带展开。
不过，若是小规模的遭遇战还是不受影响，就如同前时清国睿亲王多尔衮与吴三桂的大军，便是在这里对峙数日之久。
而今，明军在南岸建立一座座营垒，作为大军渡河北攻作战的基地，整个女儿河南岸连营数里，就连那些土质松软之处，都被随军民夫和军壮们占据。
在北岸的清军也同样是部署严整，他们横截各处大路要道所在，绵旦驻营，层层叠叠，多是以汉军和朝鲜军布置在最前，充为炮灰，而后才是满蒙八旗兵马。
锦州城外的旷野中，都被他们旗帜与盔甲组成的海洋所覆盖，尤以锦州城西与城南的清军兵马最盛，他们严阵以待，静候着明军渡河来攻。
“以逸待劳，以静制动！”，是多尔衮的现阶段的锦州攻略！
在原本黄台吉的收缩防御基础上，多尔衮更是提出“防守反击”的新概念，他在女儿河北岸集结重兵防守，想着迎头打击明军渡河部队，再趁着明军力竭之际，伺机发起反攻扩大战果。
如今的女儿河北岸，一面面带有弯月标志的汉军固山额真龙纛大旗飘扬，偶尔还有一杆杆略低矮的太极图案旗帜显现。
正是沿河各处易于登陆的岸边驻守的汉军和朝鲜军，在这些旗帜下方汉军各旗固山额真，还有朝鲜国各将领，正对着女儿河对岸的方向张望着。
汉军四旗兵士的装束与满蒙八旗并无太大区别，此外还有同样穿着红色泡钉棉甲，盔顶上支起三叉杆的朝鲜军甲兵。
汉军四旗的甲兵大部分都操持着鸟统，黄台吉组建汉军旗之初，就是为了以火器对抗明军，所以他们历年缴获的明军火炮、火铳也都交付给汉军使用，而自己的满蒙八旗却还是以刀枪弓箭为主。
四旗汉军共有牛录总数已然达到近一百来个，其丁口数量也有三万多人，直比蒙古八旗还要多上好些，但去掉各旗中的老弱妇孺，四旗汉军真正的战兵也就两万七八千人。
余者只能算是各旗中丁壮，还不能称之为兵，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做“旗中余丁”，属于是战兵的补充与后备。
而这些余丁也是没有武器盔甲，当然他们也没有参与战斗的资格，最多在战时充作随军杂役，干些运送粮草，挖掘壕沟，打造器械，喂养马匹等苦力活。
当然，如果战时需要的话，他们这些旗中余丁也是可以出战，而且如果表现的好，也有可能直接转为各旗的战兵，以补充各旗的兵损减员。
此时汉军旗约有鸟铳兵一万五千多人，他们分布在汉军各旗之中，余下的才是刀盾兵、枪兵，以及一些炮手。
而最为强大的一股火器力量，则是恭顺王孔有德麾下的天佑军，要知道孔有德与耿仲明麾下将士，可都是以辽人为主，又经登莱巡抚孙元化精心操练，原本就是大明最擅使火器的军队。
可惜在崇祯四年，孔有德奉命率部驰援辽东之时，却因“一只鸡”而引发一场空前的浩劫，与大明而言不弱于一场灾难，而与鞑子来说却是一个大礼包。
原来，崇祯四年的八月时，后金奴酋黄台吉正率军围困大明辽东的大凌河堡，三万余军马人等危在旦夕，身处登州的登莱巡抚孙元化奉朝廷之命，派遣麾下孔有德等八百健卒自陆路支援大凌河。
同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孔有德等人行进到北直隶的吴桥附近，因遇大雨风雪阻路，不得继续行进，更因部队给养不足，士兵在饥寒交加之下，强取了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仆的一只鸡。
后事泄，该士兵被“穿箭游营”，因而引起众军士的不满情绪，更由于辽兵素来与山东兵民不和，于是众军士们出营击杀该王象春的家仆。
而王象春之子却因此事不肯罢休，要求彻底查明真相，惩治行凶的众军士，恰逢此时李九成奉孙元化命市马归来，他因把孙元化给的市马钱挥霍一空，恐遭非议。
于是乎，李九成便勾结其子千总李应元，煽动军士哗变，焚烧王象春家庄园，挟持孔有德发动了吴桥兵变。
叛兵在李九成、孔有德等率领下，挥师回指，连陷山东诸县，最终攻克山东重镇登州，并一度进攻包围莱州。
此事，震动大明朝廷，迅速调集各路援军，甚至动用了辽东军将如吴襄、祖宽等将领，最终耗费十八个月才打败了这伙叛军。
当时，李九成已然战死，叛军以孔有德、耿仲明等人为首领，他们因山东登州已无法坚守，不得已之下才狼狈逃窜，最终浮海投降了后金。
此战虽然以明军最终的胜利而结束，似乎是与平定奢安之乱的胜利，一起给明军挽回了一点点虚妄面子，振奋了一点军民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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