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长孙无忌见到李恪的长相时，心头警惕之心不由得更甚，古人讲究面相，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李恪有帝王之相。
长孙无忌见李世民以及在场的众位大臣对李恪都极有好感，心中下定决心要好好打压一下李恪，让他放弃他不该有的念头。
“孩儿拜见父王！”李恪跪拜道。
“嗯！平身吧！”李世民微笑道。
“谢父王！”李恪接着便向众人拱手道：“拜见各位大人！”
众人见李恪有礼有矩，便纷纷向李恪问好！
“不知父王诏孩儿来有何要事？”李恪向李世民问道。
“呵呵！汉中郡王殿下，是我等见郡王的诗词写得颇为清新别致，忍不住想请教一番，这才请殿下过来一叙。”房玄龄微笑道。
这时又一位四十来岁，长的肥肥胖胖，满脸微笑的中年人来到李恪面前道：“嘿嘿！殿下，不是老夫怀疑殿下，只是殿下才十一二岁，就能写出如此优美的几首诗词来，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殿下如果这些诗词是抄袭来的，现在如实的告诉太子殿下，太子念在你年幼并不会责罚你，可不能为了一些莫须有的名声而铤而走险不知悔改，终而铸成大错哟！”
长孙无忌此话一出，全场无不皱眉，萧瑀、封德彝等李恪的支持者满眼通红，恨不得把长孙无忌一口吃掉，质疑一个人诗词文章是抄袭而来，可以说是对这个人怀有极大的恶意，如果质疑得到证实，那么这个人的名声便全完了。
古人尤其是读书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把自己的名声看得极重，孟子说舍生而取义，就是说宁可死也要保住自己的名节，君子更是守身如玉，名声同时也是你在社会上立足和生存的条件。这种名声观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读书人的行为，使其不敢做出大逆不道的行为。
古人信奉生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古时要名不要命的大有人在，特别是一些清流或者御史甚至为了博取名声不惜搭上自己的全家性命去触怒皇帝，为的就是能落下一个好名声而流传千古。
在隋朝之前，有一个好名声是为官最基本的要求，在科举制度还没有出来之前，一般人要想当官最主要途径就是举孝廉，孝廉就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孝顺亲长、廉能正直”这样一个好名声你就甭想当官了。
明代着名诗人于谦就是一个非常注重名声的人，他曾经写了一首叫《无题》的五言诗：
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
所以古志士，终身甘縕袍。
胡椒八百斛，千载遗腥臊。
一钱付江水，死后有余褒。
苟图身富贵，朘剥民脂膏。
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
作诗寄深意，感慨心忉忉。
诗一开头，于谦就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一个人的名声与节操重于泰山，一个人的物质享受轻于鸿毛。为官者应重名节，轻财帛。“温袍”，本义是指旧棉衣，这里是借用来表示生活清贫。古代具有远大志向的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与节操，甘愿终生过着清贫的生活。
于谦在他所作的另一首诗《石灰吟》中，更加充分地表明了自己视名节为做人根本的主旨：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何等高洁的境界！于谦为官廉洁正直，曾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深受百姓爱戴。明英宗时，瓦剌入侵，明英宗被俘。于谦议立明景帝，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使人民免遭蒙古贵族再次野蛮统治。但英宗复辟后却以“谋逆罪”诬杀了这位民族英雄。这首《石灰吟》，可以说是于谦生平和人格的真实写照。
古时远远不止一个于谦爱惜名声，还有很多很多的诗词文章大家也爱惜自己的名声，比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曹雪芹……
好名声不仅是古人的毕生追求，把握好“名声”轻重关系对当今官场都有着重要意义。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看重别人评价、追求好的名声乃人之常情。“名”之于人，有时“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如东汉名士法真，被汉顺帝四次征召出仕均坚辞不受,却“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终成一代大儒。“名”之于人，有时“乱花渐欲迷人眼”，让人分不清“真名”“假名”，看不透“虚名”“实名”，在看轻与看重上迷失方向，终被“名”所困。
看轻“官名”，公仆之心须臾不可移。职位高低、官阶大小诚然代表才干、能力、贡献的大小，但更是党的重托、群众信任，是责任与担当的体现。有人把官位看得很重，处处摆官架、唱官腔、耍威风，对下属颐指气使，对群众吆五喝六。锱铢必较于出场先后、会议座次、发言主次，唯恐别人不知其“官”职。汲汲于“官名”者，是没有弄明白权力的属性，搞不清“权为谁所赋、权为谁所用”，忘记了公仆本色、为民初心。把“官名”看轻，才会把百姓看重，才能在永葆公仆本色中得民心、顺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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