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无论如何，作为皇帝的朱由校对这个时代的一些文化作品和文人进行表彰后，的确激励了许多文人继续朝朱由校所希望的方向去积极创作。
冯梦龙和凌蒙初因在乾清宫受皇帝的鼓励而离开了京师，准备接下来编写早已有腹稿的“三言二拍”。
杨廷筠则在皇帝的鼓励下，开始筹划着根据大明官话对汉字进行拼音标准化的试探。
在崇文寺任官的阮大铖也决定发挥自己的剧作特长而潜心创作剧本，没有像历史上一样只想着靠其他方式去牟取官职。
张岱也有了提前创作《陶庵梦忆》的想法。
宋应星也开始着手根据自己多年的各类杂学研究经验撰写一本叫《天工开物》的书。
朱由校只花了点银币与十来个散官官职，就让大明的文化事业开始有了要大爆发的迹象。
天启朝文化上的改变或许还没有那么明显。
但在经济上的改变却已经非常明显。
随着江南暴乱的结束，而江南士绅们想阻止徐氏棉纱厂做大和官营纺织业出现的阴谋失败后，徐氏棉纱厂不但得以保住，还在接下来顺利地改名为大明棉纱局。
另外，朱由校还下旨设立了松江织造局，织造局的地是抄没一些士绅后入官的田地。
如此一来，大明官营纺织业正式开始在江南松江府拉开序幕。
江南人口繁盛，应天、苏州、杭州、松江、湖州、无锡等府内市镇有大量随时待业的织工纱工。
所以，大明棉纱局与织造局也在扩大规模后招募到了大量织工纱工，并顺利地扩大了生产规模。
而接下来，棉纱局和织造局开始主动降低棉布价与丝绸价，以实现大明的纺织业占领更多国外市场以及扩大国内需求的目的。
毕竟大明的棉纱局现在的纺纱机已经是一个机子有二十个纱锭可以同时工作，而织布机也因为飞梭技术的实现而使得织布效率与质量大幅度提高。
所以，棉纱局与织造局早就有了降低棉布价与丝绸价的基础。
不过，棉纱局和织造局降低棉布价与丝绸价无疑会导致许多以生产土布为生的家庭破产。
而朱由校对此早已有应对之策，一方面他让棉纱局和织造局提高纱工与织工待遇，以吸纳这些破产后的人进入织厂工作，另一方面，他也让官府鼓励与帮助这些家庭中的破产者进入棉纱局与织造局工作或者从事其他工作。
不过，这里面最具备挑战的不是许多织户家庭破产问题，而是大部分织户家庭中的纺纱织布者皆为女性的问题，这些女性要走出家庭，去工厂里面，还是会受到世俗与礼法上的约束。
好在大明现在的礼法早就没以前那么严，在江南更是已经礼乐崩坏，商人穿丝绸、女子出门已经是常见现象，历史上柳如是一介女子就四处周游过，所以，这方面的约束力倒也没那么强，何况，朱由校也因为考虑到这一点，而主动要求棉纱局和织造局设置以性别为区分的男厂与女厂，因此在许多允许自家女子以女扮男装的方式进入工厂而给家里带来更多收入后，很多家庭还是抵挡不住这样的经济利益，而不得不抛弃陈规陋俗，允许自家女子进入只有女工的工厂。
传统理学的社会基础正在一点点的被破坏。
无论如何，先进纺纱与织布技术出现后导致棉布与丝绸价格下降是不可能阻止的。
要么等到数百年被外夷以“洋布”的方式让纺织产品价格下降，要么只能是现在由朝廷控制的官营纺织业让纺织产品价格下降。
后者无疑要比前者要好，毕竟后者会不得不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而照顾破产者的利益。
所以，朱由校没有后悔这样做。
尽管许多人还是因此对这不满。
棉纱局和织造局下调棉布与丝绸价格带来的最可喜的变化是，大量外商开始来到大明抢购纺织品。
这些外商不再购买朝鲜、日本、琉球、南洋马尼拉这些地方的棉布而只买棉纱局与织造局的纺织品。
棉纱局与织造局的利润自然因此急剧上升。
来自美洲的白银比以往更大量的流入了大明。
另外，大明国内随着棉布和丝绸价格下降，尤其是棉布价格下降，普通百姓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穿棉衣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只能穿补丁衣服的百姓也开始有了件完整的衣服。
不过，朱由校在降低棉布和丝绸价格时，却要求官营的棉纱局和织造局抬高了国内生丝和棉花的价格。
因为朱由校想得通过这种方式增加庶民中有田者的收入，毕竟生产生丝与棉花需要桑田和棉田，而大明现在的征税主要还是征收田赋。
同时，朱由校也是以这种方式增加国内庶民的收入，以弥补一些生产土布者的损失。
“让棉布与丝绸价格下降，生丝和棉花价格上涨，使得大明百姓们收入上涨，但物价却下跌，这样可以让老百姓生活的更加幸福，这样才算是盛世之朝，不过单单棉布和丝绸价格下跌还不够，粮食价格与食盐价格也不能太高，得让老百姓们买得起，尤其是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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