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三班六房和乡村公所拨发“工资”是好事，最起码可以根减加在农民头上的杂税及各种名目的苛捐，并通过新的淮军官吏集团削弱士绅老爷对农民的影响力，使之可以直接服从淮军的基层政权，而不必再由那些相当于“包乡”的士绅来行使官府权力。
有了正式“工资”可领的三班六房及乡村公所人员成为淮军基层人员后，忠诚必然会培养并稳固，但是养他们的钱从哪里来？
明朝没有养他们，一分钱工资都不开，这才有了比正税还要多的杂税，因为如果不收取这些杂税，县老爷就没办法给三班六房还有自己的师爷幕僚开工资，也没法维持县衙门的运转。
本身，明朝给官员的俸禄也是出奇的低，这就导致中后期贪污腐败常态化，大量为了逃税的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以“投献”方式送给有功名的士绅，结果就是那些不肯投献的农民承担越来越多的税赋，后世对此有另一个说法，叫土地兼并严重。
土地兼并的根本其实就是税收问题以及对士绅免税的优待。
强买农民土地，陆四印象中明朝没多少官员敢这么干，因为没必要。大多数都是农民迫于杂税太多承受不了主动投献，让原本属于国家田赋的土地成了官员士绅的私产。
比如那个有几千顷田地的首辅徐阶家就是这样，否则真要是买田的话，把徐阶卖了他家也弄不了这么多地。
农民因投献得了少交税的好处，士绅因投献凭空多了不属于他的田赋来，双方都高兴。
不高兴的那个快亡了。
明太祖朱元璋可能深知小吏之恶，这才不给他们发皇粮，然而国家的运转又离不开小吏，所以地方只能自己想办法收取正税以外的杂税，久而久之，就是如今的模样。
陆四给“小吏”发工资，实际就是在源头上治理赋税乱象。按他的规划，一个县的三班六房大概会有80人左右编制，再加一县300人的武装大队，光县城就有380个吃“陆饷”的人员，现在的县域规模较后世大的多，有的县甚至是后世县的几倍，所以往少了算至少得一县十乡编制。
一个乡公所设一个乡长，三到五名副手，另外还得至少20人左右差役性质的半公编人员，如此又得有200多吃陆饷的。
村一级倒不必设太多人员，直接挑一个年纪大些农民当村长就行，反正公文之类又不用他们写。可这个村长也得每年给些补贴，叫他有当村长的积极性，这样动员村民就有劲。
光叫马儿跑，不给马儿吃草，世上可没这道理。
这样算下来，一个县吃“陆饷”的就得有六七百人，仅以陆四家乡盐城县来算，全县在册丁口有三十余万，隐户数字大概与在册的差不多，所谓隐户就是那些不在国家计税册中投献土地的农户。
盐城县对地主士绅打击的血腥程度肯定没有兴化那边残酷，所以就算把那些被打击的地主士绅名下的佃农“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可以给淮军纳粮的丁口，所得也不过一两万人。
那么从账面上来看，大概就是五六百农户养一人，看似相当轻松了，实际上除了县乡人员外，还有人数更为庞大的淮军武装集团，以及县以上机构的“公务”人员，这个压力就很大了。
陆四给淮军正兵定的是一年30两银的饷，最低级的什长是年饷40两。
单以正兵计算，淮军目前总兵力高达四万人，除降兵外能算正兵的有近三万人，那么单是开正兵饷一年就要90万两，这还不算士兵的吃喝拉撒，如每天的口粮，肉菜，衣服、棉被、鞋子、甚至是擦屁股纸，毛巾什么的。另外还有武器装备。
大致算下来，连同饷银在内，一个正兵一年所需多达40两。
这个饷银开的并不高，当年戚家军的士卒每日大概是口粮三分三厘，行粮一分二厘，一年所耗军饷在十八两白银左右。
万历年间募兵标准上调，募军每人发三两安家银，二两行粮，入伍后还要支取每月一两二钱到五钱的月粮，这样不算安家银和行粮，一年一个士兵单月粮也要有十八两左右。
据曹元说，他们从前为辽军时，每月军饷大约在二两上下，一年能有二十四两左右。那些从西南贵州、四川援辽军队的月饷则接近三两，达到36两左右。
当然，这是表面报给朝廷的账，可能除戚家军以外其余兵马能发三分之一饷士兵都得烧高香了。
但名义上就是这么多。
正兵40两一年，降兵是按出战次数发银，有三分之一，有四分之一，有一半的，反正乱七八糟加起来，陆四要将淮军养起来，一年最少得200万两。
将近四万的淮军于当下单以数目看其实已经是一支不小的兵马了，镇守山海关的关宁军也不过四万多人。
当然，战斗力是绝不能相比的。
一年两百万两，够陆四呛的，他现在手头加上抢的漕银和抄家灭门的银子可能比这个数多一些，但肯定多不了多少，所以他要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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