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方面，丞相府理论上负有对天下所有地方部队的军费、粮饷发放义务，自然而然，也就有了对地方部队施加影响的能力。
民政、朝政自不用说——在如今的朝堂之上，就连坡脚丞相审食其，也依旧能保证群臣避道，礼绝百僚的崇高地位。
财政，则是以一个国库为保障。
至于官员任免，也是丞相府威权最主要的来源。
在正常情况下，丞相府天然具备对千石以下地方官员、六百石以下长安官员的直接任免权，以及而千石及以上地方官员、六百石及以上官员的人选推荐权。
就算到了皇帝刘弘都不能独断（理论上），需要摆到朝堂共议的二千石级别官员任免，丞相府也同样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能力。
而作为丞相府的钳制部门，御史大夫对丞相的制衡，也主要集中在官员任免权上。
——当某一官位出缺，丞相府提出继任人选时，御史大夫可以凭借手中的官员审查权，对丞相府提出的人选‘仔细考核’一番。
就算是这样，御史大夫对丞相府的制衡能力也非常有限。
当丞相府提出的官员后补人选，被御史大夫属衙以‘政审不合格’而否决时，丞相是有权力对御史大夫提出质疑的。
除非御史大夫能拿出十分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丞相府‘所选非人’，否则，御史大夫很可能会偷鸡不成蚀把米，非但没能否决丞相府的人选，还破坏了自己的政治威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是让丞相府再把审计揽入怀中，那往后，相权与君权的对立只会越来越剧烈，最终发展到不可转圜的地步。
在原本的历史上，张苍凭借审计制度作为相位，更得‘计相’之名，自然是威风无两；但之后文帝刘恒借着黄龙改元，粗暴的把张苍赶回家种田，也未尝不是对丞相府愈发滔天的权势有所忌惮。
张苍之后，汉室也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丞相替换期。
——先是老倔牛申屠嘉被景帝刘启设局气死，橡皮擦陶青被扶上相位；之后周亚夫挟泼天之功莅临相宰，又活活饿死在廷尉大牢之中。
周亚夫之后，刘舍、卫绾又接替做了几年橡皮擦，送走了景帝刘启；带等武帝刘彻上位，又拜舅祖窦婴为相。
窦婴为相一年而死于骄诏，许昌、田蚡、薛泽又接替做了十几年橡皮擦，汉室才终于迎来了最后一位实权丞相——布衣丞相，公孙弘。
可以说，原本历史上的审计制度，把封建时代的相权推到了最顶峰，却也让相权和君权之间的对立彻底到了无法和平共处的地步。
这一世，刘弘显然没有‘假装被一个术士骗改元，实际上是想罢免丞相’的打算，也不希望丞相府和自己的矛盾太过剧烈。
所以对于审计制度，刘弘自然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审计工作的施行，不能由丞相府全权负责！
正所谓绝对的权力，必将导致绝对的腐败——最起码，也要让御史大夫在审计工作中，充当一个监督作用，美其名曰‘合作完成’。
其次，便是审计制度的具体实施，也需要有一部分从丞相府手里抠出来。
如张苍提出，由丞相府决定官员的审计‘成绩’，刘弘则希望，丞相府只具备给出一个参考意见的权力，最终的确定权，还是需要留给刘弘亲自做。
再比如张苍的审计制度中，对官员审计成绩所作出的相应赏、罚，迁、贬，也有丞相府为主导，而刘弘也还是希望，丞相府只给一个参考意见，最终决定还是由刘弘来做。
——恩处于上嘛！
毋庸置疑，作为一个成熟的官僚，张苍应该很明确的体会到了刘弘的意思——毕竟刘弘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也没太过隐晦。
但不出刘弘意料的是：自己近乎毫不加以掩饰的戒备，只换来了张苍视而不见的敷衍。
或者说，作为板上钉钉的准丞相，如今的张苍，已经开始用丞相的思维、身份，来应对和刘弘之间的政治对弈了。
没办法，刘弘也只能和张苍一点一点磨，最终甚至颇有些直白的提了一句‘辟阳侯为相，权不宜过重’，来提醒张苍不要太贪心。
这番操作下来，才有的之后第二版、第三版的审计制度草案。
当方案改到第三版时，张苍的让步，便大概到了刘弘的心理预期，刘弘的关注重点，也从‘丞相府接着审计制度权势大增’，转移到了审计制度具体的细节之上。
对于如今这个落后的时代而言，张苍的审计制度，无疑是十分先进，也十分具有实际效用的实政、良政。
但还是那句话：毕竟是西元前的‘先进制度’，对于从后世而来的刘弘而言，如此‘先进’的制度，也还是有不少局限性和弊端的。
首当其冲的，就是监管系统的缺失。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张苍的审计制度当中，中央对地方县级官府的情况掌控，主要来源于每年一度的上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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