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匈奴的文化背景下，类似的状况则根本不可能出现。
就拿此次的马邑战役来说：匈奴单于冒顿在派出白羊、折兰、楼烦三部为先锋的时候，只做出了一个略有些模糊的命令：在月亏之前（十五天之内），攻下马邑。
除此之外，匈奴单于庭没有对先锋部队做出任何指示；什么时候开始攻城，什么时候，或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结束攻城，全都由先锋部队自行决定。
还有一点不同，便是华夏部队，总是会有一整套严格至极的指挥体系；任何一场战争，无论其规模大小，都会有一个总指挥。
如三年前，吕后派关中大军十万南下，以讨伐悍然称帝的南越王赵佗，周灶便被任命为征越将军，主掌大军一切事物。
又如正在进行的马邑战役，亲自驻守马邑城的大将军柴武，便是此次马邑战役毋庸置疑的总指挥官。
但在匈奴，情况又有所不同了。
就好比此时作为匈奴先锋的折兰、白羊、楼烦三部，理论上都是平级。
用后世的话来说，折兰王、白羊王、楼烦王三人，都是匈奴先锋的指挥官。
从秩序的角度来讲，这三人都没有命令其余二人的权力，也没有服从其余二人命令的义务。
当然，已经被呼奢、且居二人挤兑去善无的楼烦王秃克，是个特例。
而现在，马邑城下的匈奴先锋攻城部队，就是由折兰王呼奢，以及白羊王且居二人同时负责，谁也不比谁高一头。
这种情况下，呼奢自然也无法命令且居，派出白羊部的奴隶炮灰来攻城，只能是以平等的身份出发，以商量，甚至是祈求的立场，来争取且居的支持。
因为对于匈奴人而言，无论是部落之间的互相征讨，亦或是如今这样在单于的率领下南下掠夺，都不算是什么‘义务’。
在中原文化的背景下，从周天子分封诸侯开始，便已经有了最原始的国家安全责任、义务体系——周天子点燃烽火，天下诸侯就必须率军前往。
发展到后来，战争也被渲染上了其他的色彩，包括民族风骨、家国大义等。
但在匈奴，战争却并没有这么多深层意义。
对于匈奴人而言，无论是讨伐其他草原部族，还是南下掠夺汉室，本质上，都更像是一场风险极大，但收益也同样可观的投资。
部族通过投入勇士、时间、物资，并承担奴隶消耗、战况不利的风险，来牟取战胜后对战败方的予取予求。
即便是此次跟随冒顿率军南下，也同样不例外——对于白羊王且居而言，这就是一场生意。
在这场生意当中，且居会投入部族勇士、奴隶的生命为成本，以牟取汉人城池内的物资，来作为自己的收益。
既然是生意，那自然有两个永远浪不开的问题：成本最小化，以及收益最大化。
说白了，每一个参加战斗的匈奴部族，都会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多的好处。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哪怕且居拒绝了呼奢的提议，表示‘我的奴隶很宝贵，不能拿去送死’，那作为折兰王的呼奢，显然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这就不得不提到匈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又一大不同：战略责任制。
在中原，一场战争开始之前，被君王选定的指挥官，往往会得到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或是自主做出承诺。
例如说此次马邑战役，柴武就被下达了‘确保马邑不被攻破’‘匈奴人无法攻破楼烦防线’‘尽可能对包围圈内的匈奴人造成更多杀伤’等战略指示。
在得到柴武‘驻守马邑北墙’的命令后，材官校尉舒骏也给出了自己的承诺：如果北墙被攻破，则提头来见！
而在匈奴，则很少会有这种类似军令状性质的战略备案，也不会有必须达成战略目标的指示。
还是拿此次马邑战役举例，匈奴单于冒顿命令白羊、楼烦、折兰三部，在十五日之内攻下马邑。
但如果马邑没能攻破，战略目标没能达成，会怎么样呢？
答案是：什么都不会发生。
对于‘战略目标未能完成’的状况，呼奢、且居、秃克三人，几乎不会面临追责。
顶天了去，也就是三人在匈奴内部的‘勇武’‘名誉’会受到一定打击。
这样一来，即便呼奢以‘如果白羊部不出奴隶，那折兰部也不出了’为威胁，也不会对且居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你爱出不出，我反正不出！
反正马邑城打不下来，也不用担什么太大的责任，就算回头要挨骂，也是咱们三个一起。
但让呼奢略有些感到意外的是：对于自己的提议，白羊王且居，并没有做出明显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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