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老农在田边，跟穿着便服的皇帝刘弘随口一说，那这件事，刘弘最后大概率要承担‘干涉地方执政’‘鼓励、怂恿越级报告’‘破坏政治规则’的黑锅。
可要是刘弘在听说这件事之后，跟老农说：老人家，这件事小子我管不了，估计皇帝老儿能管，我知道登闻鼓在哪里，我带你去吧？
如果最后老头儿真的敲响了登闻鼓，并和换了身衣服的刘弘又说了一遍当地官员鱼肉百姓的事，那刘弘就不算破坏政治规则了。
——人家自己来找我说的，又不是我问的~
或许说起来很复杂，但简单概括一下，实际上也很好理解：皇帝向下不越级，起码是不大幅度越级考察，官员向上不越级汇报。
这主要来源于华夏政治文化秩序中，最具代表性的‘我上司的上司不是我上司’。
而这一点，在汉室又尤其的明显。
至于其中的内在逻辑，实际上也很好理解：在汉室，直系上下属之间，往往也会存在间接，乃至于直接竞争关系。
盖因为汉室的政治晋升秩序，并非是严格按照后世那样，一级一级往上爬的方式，而是在适度满足资历、履历的条件下，挑选能力最强的那一个人。
例如说：某郡郡衙的千石级属衙，如郡都邮等属衙主官空缺，那该空缺的竞争者，往往会是该郡秩禄千石以下一到三级以内的所有官员。
比如某个大县县令比千石秩禄，县尉六百石级别，理论上都有可能出任该郡的都邮。
或许最终，那个六百石级别的县尉会成为千石级别的郡都邮，对原先的县令实现弯道超车，成为那个比千石级别的县令之上官。
但这丝毫不影响在此之前，县尉还没成为郡都邮的时候，面见县令时，都是口称上官，语呼明公。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犯罪——既然上下属之间存在竞争关系，那越级汇报、举报的真实性以及目的性，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你是县令，我是县尉，郡都邮之位出缺，我们俩都想竞争；
就在这时，刚好有人找上门来跟我说：俺们县的县令，可是干过xxx伤天害理的事啊！
这时候，我会怎么做？
如果不是在竞争郡都邮的职务，按照官场最正常的处理方式，此时不外乎两种处理方法。
其一，找上那个面目可憎的县令，隐晦的提醒他自己已经知道了某些事，劝他告老还乡，自留体面。
其二，便是在事态失控之前，上报最近一级的上级行政单位，如郡守府等，让郡守出面，暗中把这个祸害百姓的县令处理掉，将此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
说白了就是无论如何处理，都要保证该县正常运转，不被县令落马的事弄的人心惶惶，政府停摆。
封建时代，稳定，长久的稳定，才是亘古不变的重中之重。
但有了这么一层竞争关系，作为竞争对手的‘我’，可能就不会再考虑‘控制事态影响’了。
原本能上报的郡守府的，‘我’可能会往丞相府汇报；原本能报告御史大夫的，‘我’可能会直接捅到廷尉属衙前，反正就是不嫌事儿大，无所不用其极把事情闹大就行。
在‘我’的围追堵截下，竞争对手自然是身败名裂，‘我’也在郡都邮的竞争中强势胜出，但此事引发的社会影响，却是在直接透支整个政权的公信力，以及威信。
而这种状况，甚至还是官场竞争中相对良性、相对有节操的竞争方式——要是‘我’没下限一点，那完全可以无中生有，污蔑竞争对手做了xxxx事。
等将来，如果‘我’在竞争中胜利，那对于已经成为上司的‘我’，竞争对手自然是不敢乱来。
即便是失败了，有人问起‘你怎么污蔑xx呢？’，‘我’也可以大手一挥：嗨，我这是听信了小人谗言啊~
那人又问：小人？是谁？在哪？
而这个问题，显然不会得到‘我’的正面回答。
这，才是华夏官场排斥、反感越级汇报、越级举报的根本原因：动机不纯粹。
反过来，到皇帝刘弘这里，那就是反过来了——不能向下越太多级考察。
倒也不是说，汉室的官员人均和珅，不想让刘弘看到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而是皇帝向下越级考察的举动，往往会被理解为‘鼓励百姓、官员越级上报’。
道理再简单不过：隔壁县的某某县令被皇帝定向反腐，县尉当场晋升为县尉，那你同样作为县尉，看向县令的眼睛会不会带上些许不怀好意？
——只怕是当天晚上，就要有一封匿名举报信被送上路！
对于这种政治规则、秩序，刘弘虽然谈不上支持，却也没有太过强烈的排斥。
存在即合理。
这两年皇帝坐下来，刘弘最大的心得就是：要想改变任何一个稳定运转的东西，其难度都不亚于完全重新做出另外一个稳定运转的体系，来作为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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