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只有这样，该政权才具备绝对意义上的‘兑换能力’，即：当任何一个人拿着该国货币，到该国任意一个银行兑换黄金时，都能如愿换到。
且在最极端的情况，即：所有已发行的货币，都被用来挤兑贵重金属时，该政权有能力将所有的货币，兑换成等价的贵重金属。
乃至于，为了在‘全部货币被用来挤兑黄金’的状况发生后，政府还能有足够量的贵重金属储备，来稳定市场秩序，绝大多数政权的货币发行量，会维持在贵重金属保有量的三分之一以下！
这，才是后世纸币能维持其金融价值，且被社会广泛认可、流通的根本原因所在：虽然纸币本身没价值，但这些纸币，随时都能用来兑换贵重金属。
而这里的‘随时都能’，便是足够量的贵重金属储备，以及足够高的政府公信力作为保障。
即：政府有足够的贵重金属应对兑换，且政府公信力保证‘拒绝兑换’的事不会发生。
从这个角度分析白鹿皮币，就能很容易得出其崩溃的原因：彼时，汉室黄金储备量几乎是肉眼可见的不足，且政府公信力完全不靠谱。
——要知道武帝猪爷，可是能在刘邦喊出‘山河永固，与国同休’之后，借口酬金一事，直接罢免大半彻侯勋贵的大忽悠！
哪怕是高皇帝刘邦，也曾有过发行三铢钱，并为其制定十二铢面值的‘案底’。
在这样的情况下推行纸币，还是防伪手段极其拙劣的白鹿皮，又作死的制定‘方尺鹿皮直千金’的面值，就使得白鹿皮币的崩溃，成为了必然。
有了历史上的猪爷作为反面教材，再加上后世人的金融视野，刘弘推行类纸币，无疑就靠谱的多了。
首先，‘粮票’这种类纸币的推行，与武帝朝的白鹿皮币，后世的钱票、银票最大的一处不同，便是起本位物的不同。
白鹿皮币，实际上是以原始的‘金本位’作为其金融支撑；银票、钱票等物，则是以相应时代的贵重金属，即‘银本位’‘铜本位’作为支撑。
这样的做法，放在后世显然是先进无比，但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任何贵重金属本位，对华夏却都是天方夜谭。
——华夏大地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任何一种贵重金属本位的金融手段，其所需的贵重金属量，庞大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而华夏大地的贵重金属矿藏本就不算太丰富，且在这个世代还大都无法挖掘，就使得华夏大地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间隔内，都处于‘贵重金属供不应求’的尴尬之中。
而作为后青铜器时代的汉室，这种情况则更为明显。
因为汉室几乎没有银，又严重缺乏黄金！
而作为通行货币材料的铜，在此时甚至还肩负着‘生产材料’的角色——无论是武器军械，还是农具、祭祀用具、加剧，都离不开铜。
这就使得在汉室，起码是在现在的汉室，以金、银、铜等贵重金属为本位保障物，推行纸币或类纸币的做法，最终都会导致政府兑换能力不足。
所以，刘弘对类纸币的试探，便放在了另外一个本位保障物：粮食之上。
相较于金、银、铜等整个汉室都匮乏，且短时间内无法大量获得的贵重金属，粮食的获得，显然容易的多。
就算现在汉室中央没有足够多的粮食储备，以作为‘兑换备用储备’，也能够凭借‘每年数千万石’的农税收入，作为兑换储备的另类保障。
再加上今年，因为关中全面种植冬小麦，汉室粮食总产量整体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就使得汉室中央的粮食储备，已经达到了‘足够作为本位保障物’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刘弘推出以粮食作为本位保障物的类纸币：粮票，其金融风险就会远低于金本位、铜本位下的其他类纸币，如白鹿皮币、钱票等。
原因很简单：少府堆积成山，且是在百姓众目睽睽之下收入府库的粮食，足以让百姓对‘少府会不会没粮兑换’的顾虑降到最低。
而政府公信力方面，刘弘自穿越以来的名望积累，也终于是能派上用场了。
——如果是某一位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挥舞着粮票从百姓手里换粮，百姓或许不会相信。
但若是‘曾将自己的粮食送出宫，分给长安百姓吃’的皇帝刘弘出面，那百姓即便依旧有些戒备，也会勉强答应‘冒险一试’。
这就使得，粮票这个类纸币的出现，已经具备了所有的存在条件。
除此之外，刘弘推行粮票，还有另外一层金融意图，以及对未来的提前布局。
试想一下：等将来少府买卖粟米，也通过粮票来进行交易的时候，百姓会发现什么？
——拿着粮食到少府换粮票，回头拿粮票，又能把粮食换回来···
这特么不就是银行？！！
到了那时，百姓能接受‘把粮食暂时存在少府’的观念，自然也就能接受‘把钱存在少府’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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