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绾的一生，无疑充满了传奇色彩，并将一个确凿无疑的人生哲理，摆到了世人面前。
——只要抱的大腿够粗，那就是择及三代！
就拿如今已经投降匈奴，成为东胡王的老卢家来说，历史上直到武帝一朝，卢绾的孙子卢他之，率部重回汉室，仍旧换得了一个彻侯之爵。
但卢绾叛逃匈奴一事，也确实在汉室脸上打了个响彻云霄的耳光。
再加上卢绾叛逃，打的是开国皇帝刘邦的脸，就使得在汉室很长的一段时间间隔之内，‘卢绾’这个人名，成为了韩信、彭越那样‘决不能提’的名词。
而如今，作为当事人的卢绾去世，已经过去了十六年，汉匈战略格局，也与汉初刘邦在位的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
当时，汉室的主要战略重点，还是集中在铲除内部割据势力，即异姓诸侯之上。
卢绾叛逃匈奴，造成的最大影响其实，并不是影响了汉匈之间的战略格局，而是卢绾作为刘邦的把兄弟，依旧没能逃脱被铲除的命运，使得汉室承担了很大的内部舆论压力——先封王，后欲杀王，再怎么说，也终究有些薄情寡义的意味。
更何况还是先封七王，而后杀其四，废一、逐一。
就连汉初及其不受待见的儒家，都借着卢绾之事，重新在汉室舆论界抬起了头！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卢绾叛逃匈奴的实质意义，早已经不是过去‘异姓诸侯遭受中央压迫’了。
汉初异姓诸侯七人，韩王信、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皆死、赵王张敖被废王为侯，燕王卢绾叛逃匈奴，确实在当时，让汉家遭受了很大的非议。
但在此之后，长沙王一门依旧安稳存在十数年，使得汉室‘苛待功臣’的嫌疑，已经逐渐被岁月洗净大半。
汉室的战略重心，也早就在孝惠一朝，从异姓诸侯变成了宗亲诸侯。
随着去年的齐悼惠王诸子之乱结束，汉室中央正式将诸侯国的削弱提上章程，汉室内部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
自然而然，汉室的战略重心，也从内部移向了外部，即：位于汉室西北方向，盘踞河西走廊的月氏；位于汉室北方，掌控整个草原的匈奴；位于汉室东北，占据整座朝鲜半岛、后世东三省大半区域的卫氏朝鲜，以及雄踞长沙以南，格局自立的南越。
这其中，南方的南越、东北的卫氏朝鲜，都可以划为汉室的‘内部历史遗留问题’，对汉室并没有多大的威胁。
对于这两个方向，汉室并不需要考虑‘会不会遭受打击’，而只需要考虑：究竟怎么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达成对这两块区域的实质统一。
至于西北方向的月氏，更是对汉室毫无威胁——如今的月氏，已经走到了亡国灭种的边沿！
如果说诸侯割据，属于汉室的内部问题，那对于匈奴而言，最大的内部问题，就是月氏。
道理很简单：一山不容二虎。
更何况是在弱肉强食，奉行赤裸裸的丛林法则的草原之上，统一，才是永远的头等大事。
和战国时期，秦绝对不会把战略重心侧重于北方蛮族，而是大半集中在统一神州一样，对于草原游牧民族而言，争霸统一，也同样是铭刻于灵魂深处的本能。
如同历史上，晁错在奉上《削藩策》时，对景帝刘启说的那句‘匈奴，疥癣之疾；诸侯，心腹大患’一样，对匈奴人而言，汉室的战略重要性，也远不及月氏这个同为游牧文明的政权。
可以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匈奴甚至有可能接受‘以财物贿赂汉室’作为代价，以换取能将所有的精力，集中在消灭月氏之上！
盖因为汉匈之间，本质上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
在双方的认知当中，都或多或少带有‘哪怕输了，对方也无法统治我’的潜意识。
匈奴人不认为，以步兵组成、世代务农的汉人，会抢走他们赖以维生的草原；而汉人也不相信，粗鄙不堪的蛮夷，有能力对神州大陆实行有效的统治。
而内部竞争对手，就截然不同了。
拿汉室来说，一旦某一个割据势力坐大，就很有可能产生‘江山变色，社稷易主’的可能。
对匈奴而言也一样：一旦月氏这样的游牧政权得到喘息，那必然会出现‘月氏称霸草原‘的隐患。
所以，即便不知道如今匈奴与月氏之间的具体状况，刘弘也能根据对历史的了解，而推断出大概状况。
在历史上，月氏人第一次遭受匈奴的重大打击，大约是在高皇帝时期。
彼时，冒顿刚将父亲头曼杀害，坐上匈奴单于的宝座，并彻底击败了东胡部。
在草原三方势力最大的东胡灭亡之后，冒顿便回过头，看向了称霸草原路上的最后一个对手：月氏。
此时，中原刚结束秦末纷争，转而进入了项刘两家激烈的争霸当中。
来自长城内的压力陡然骤减，冒顿当即决定：发兵讨伐月氏。
没有了南方汉人政权的军事压力，又得到了原东胡部大半财富、牧畜以及人口，匈奴顿时实力大增，将月氏打的一退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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