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开国时将军都算不上的申屠嘉，都在历史上的文帝一朝官至丞相，就足以看出这一点——汉初的勋贵，普遍都是有政治抱负的。
这样的一个群体，根本不可能甘心在封地欺男霸女，而是会像现在的彻侯勋贵们一样，无所不用其极的留在长安，只求九卿出缺之时，自己能‘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原本的历史上，文帝刘恒在陈平病逝之后，就是以‘彻侯勋臣多眷恋长安，丞相（周勃）为百官之首，当为天下先’为名，借口让周勃给百官起个表率作用，把周勃赶回了封地。
可即便如此，文帝朝的勋贵彻侯们也丝毫没有离开长安的打算；从周勃离开长安之后算起，第二个离开长安，回到封地‘就国’的彻侯，还是十几年后，因为黄龙改元之事，而被刘恒罢黜相位的北平侯张苍。
也就是说，唯一有能力祸害地方的彻侯勋贵集团，根本不需要刘弘去担心——这帮货，巴不得刘弘一辈子不撵他们回封国！
没有底蕴深厚的世家，也没有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再加上‘学阀制造机器’的儒家还是弟弟，彻侯勋贵们又都自愿久留于长安，就使得汉室初的‘地方势力’，只剩下一种可能。
——凭借贸易，在汉室鼎立后短短十几、二十年内积累下大量财富，并以此壮大起来的地方豪族。
也只有凭借商贸发家的地方势力，会甘心在乡下从农民嘴里刨食，而不去长安闯荡。
盖因在汉室，‘商贾出身’这个政治成分，几乎不亚于后世开国时的‘大地主’。
既然地方豪强，都是通过世俗所鄙视的商贾贸易，才具有强大实力的‘前商人’，那在中央的政策下，自然是没有什么反抗余地了。
要知道即便是在后世，商人也同样无法对国家大政指手画脚；杰克马的垄断路，也是在一次约谈之后戛然而止。
在舆论对商人阶级极其不友好的汉室，面对国家‘强制迁徙’的命令，商人阶级能做的，也只有遵从。
当然，在这个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时代，见多识广的商人们无疑算是‘精英’，既然是精英，自然也会知晓‘狡兔三窟’之理。
但在汉室毫无商量余地的陵邑制度面前，商人们为自己留的所有退路，也都将失去意义。
——迁徙地方豪强，并非是如皇帝登基那样，几十年发生一次的低概率事件，而是每一位西汉皇帝，从登基的第二年开始，就开始周期性进行的国家大策！
通常情况下，汉室皇帝驾崩，储君继位之后，并不会立刻将当前年改为‘新帝元年’，而是继续将其作为先皇的最后一个纪年。
直到新皇登基后的第一个十月初一（年初），新皇才会正式改元元年。
于十月改元元年之后，法理就算是站稳了，熬过冬天，等开春过后的三四月份，汉室的皇帝就要在自己登基的第二年，开始着手自己的皇陵。
原因无他：陵邑越早建成，就能越早的从地方割韭菜，把豪强强制迁入关中，缓解地方社会矛盾。
帝陵的建造，往往是首先把陵邑的框架支起，之后，再慢慢的建造陵墓。
也就是说，汉室皇陵的建造，普遍都会从皇帝登基后就开始修起，一直修到皇帝驾崩。
皇帝在位时间越久，皇陵的规模就会越大；而与皇陵一同被缓慢扩建的陵邑，也会越来越大，一直到皇帝驾崩，才会停止扩建。
陵邑既然会随着皇帝在位时长而无限扩建，那地方豪强的强制迁移，自然也是无限重复了——三年一次。
就拿刘弘来说，今年，刘弘的帝陵就将开始建造，陵邑更将在夏天之前立起框架，等夏天到来，刘弘的第一批‘守陵户’就将被迁入关中。
在之后的三年里，陵邑会慢慢被支棱起来，并大致形成一个城邑的模样，到了那时，就该是第二批‘守灵户’到来的日子了。
三年一次的高频率，使得地方豪强再如何走通门路，都无法逃脱被强制迁徙的厄运。
躲过一两次迁徙，在汉室初或许并不少见，但躲过每一次迁徙，直到熬死某一位皇帝的事，在汉室历史上却只发生过一次。
——被文帝刘恒赞誉为‘仁商’的宣曲任氏，凭借刘恒赐予的金字招牌，成功化身为了地方官员不敢触碰的烫手山芋。
至于豪强唯一能倚靠的‘勾结、贿赂官员’，实际上也很难起到效果。
相较于西方，华夏人有一个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本能：买地。
汉室的商人也一样——赚了钱之后，汉室商人不会想着把买卖做大，而是会散尽大半家财，将自己的户籍从商籍挪回农籍，然后用剩下的那点钱买些土地，安心在家乡做个土财主。
这就意味着‘商人出身’的地方豪强，其大部分财富，都是田亩、房宅、店铺这样的不动产。
一俟被强制迁徙，豪强就要举族迁往长安，无法带走的不动产，自然是要变卖的。
而在强制迁徙面前，豪强变卖不动产，性质又是‘无论如何都要卖’，这就意味着变卖价格，将与市场价产生极大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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