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如今的汉室，已经没有可以依仗的开国元勋，官员能力是否出众，只能通过其过往的执政经历作为参考，以得出一个基本准确的判断。
即便如此，此时汉室选拔郡守、郡尉一级的地方官僚，更多还是以开国时立下的武勋为主要参照。
那申屠嘉来说，就是从大头兵一点点成为军官，并折道成为淮阳郡守的鲜活例子。
但再过几十年，在开国时立下功勋的所有人都化为黄土之后，还是就见迎来一次十分严重的人才断档期。
在历史上，这一时期恰好是景帝一朝。
贾谊、晁错这样的有识之士不再出现，开国元勋当中，就连申屠嘉这样的‘最后排面’都告别人世，汉室，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官僚紧缺时期。
恰恰是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才让从汉初就一直抬不起头的儒家抓住机会，凭借‘有教无类’的人海战术一点点发扬壮大，并最终在武帝一朝开花结果，达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伟大胜利。
而这一世，刘弘必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正所谓流水不腐，又有言道：生于安乐，死于忧患。
即便单单出于‘让儒家时刻保持紧迫感’的考虑，刘弘都会尽量保留百家学说，以求百家争鸣的状况，成为汉室之后百年的常态。
更何况诸子百家中，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其余诸家学说当中，也有许多儒家所欠缺，却于国家大有裨益的思想。
如法家的学说，就很适合用于法治思想建设；墨家的主张，适合发展科技创新；纵横家的学说，可以为外交视野提供最原始的理论基础。
除此之外，还有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农家、为娱乐手段贫瘠的百姓提供消遣的小说家，乃至于如今汉室风头正盛，十分适合经济复苏的黄老学说等等，都能在特定的范畴内，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而对已经不再对周亚夫抱有太大期望的刘弘而言，眼前的申屠嘉，就算是‘汉开国元勋’阶级，所能贡献出的最后一个人才了。
之后，汉室必然会如大多数稳定下来的封建政权一样，从武人执政时期，向文官掌权时代过渡。
贾谊、晁错这样的贤良方正将大放异彩，张释之、桑弘羊这样的商界精英也将步入政坛。
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各自的尿性，刘弘自是了若指掌——文官集团，在竭尽所能揽权的同时，会本能的抗拒一切变化。
在历史上，绝大多数封建王朝在进入‘文官集团为主’的政体之后，大半都会走上腐朽的下坡路。
国家弊政得不到修缮，问题得不到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官集团甚至会最终成为这些问题的获益者、制造者。
而武将集团则呈现出另一个极端：为了武勋，这帮武夫甚至敢无中生有，制造战争！
为了引起战争，武夫阶级会不遗余力的撺掇朝堂：xxx对我大汉不恭，咱得收拾他呀！
这还算好的——如果鼓噪战争而不得，亦或没有得到自己理想中的待遇，武人阶级也不比吃人血馒头的文官集团好到哪里去。
——喝兵血、吃空饷，乃至于杀良冒功，在后世都成为了武人集团的基操。
二者孰是孰非，自是一目了然——任何一个阵营的单独存在，都会使政权‘跛（bǒ）脚’。
所以即便知道很难达成，刘弘也想要试一试，看能不能让这两个阵营，成为汉室的油门和刹车，同时存在，互相制衡，却又谁都奈何不了谁。
文官集团更为守旧，但相应的，也意味着更加稳定。
就像那句‘武夺江山、文治天下’一样，政权的治理，最终还是要依靠文人阶级。
毕竟不是谁，都能做到汉初开国元勋那样‘文能提笔修诗赋，武能上马安天下’非人的壮举。
所以刘弘更愿意把文人集团，形容为‘国家’这辆车上的刹车板。
而武人阶级的不稳定性，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无论古今中外，促进社会生产力、科技水平的，都永远是战争。
只有战争，才能在一段十到数十年的时间间隔内，将人类的文明先前推动前年！
就好似后世，十九世纪的华夏人还都处于‘路太远，信太慢，一生只够爱一人’的封建时期，短短百余年后，人类文明就经历了动力革命（蒸汽机）——电气革命（内燃机）——信息革命（计算机）——绿色革命（人工智能）这一连串革命。
人类在长达三千年以上的封建时代中，都没能推动一丝一毫的科技技术创新，在世界大战前后短短一百年之内，就成为了现实。
所以武人阶级，在刘弘的认知力，就是国家这台车的油门。
每一台正常的车，都需要有油门和刹车同时存在，没有油门车走不动，没有刹车，则可能会翻车。
一个健康的政权，也需要文人集团充当刹车的角色，武将阶级发挥油门的作用，才能让这辆‘车’，平稳的行驶在富强的康庄大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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