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虽如此，但具体操作起来，此事也不是绝对的名正言顺，绝对的畅通无阻。
历史上，文帝刘恒在淮南王刘长谋逆，人证物证确凿的前提下，将其流放蜀地，最终让刘长饿死在囚车之上，是个什么结果？
前后足足十几年，那首儿歌从未消失在长安街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chōng）；兄弟二人不相容···
为了洗清自己‘馋淮南国国土’的嫌疑，刘恒最终甚至不得不将淮南国国土，连同周边一圈，都封给刘长的儿子们——封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济北王；刘赐为衡山王；刘良为东成侯。
——刘恒这还只是杀了刘长一人，而不是杀全家！
——也还不是刘恒亲手杀的！
如今，悼惠王诸子同样是谋逆，如果刘弘真想当然的直接废黜齐国，化为郡县，将悼惠王的十一个儿子统统杀死，那会有怎样的结果？
只怕关东诸侯一时间都将同仇敌忾，合力阻止长安发来的所有命令进入国土！
说白了，继承秦法而设立汉律的汉室，于秦最大的一处不同，就是秦法度严苛，而汉律法度严明。
严苛-严明；一字之差，便使秦二世而亡，享国不足十五载；汉传延足二十余世，坐拥江山四百余年。
究其根源所在，便是相较于秦法的冷酷无情，汉律多了一丝人情味，多了一丝包容，和可商量的余地。
即便到了后世，华夏社会仍旧难以摆脱其‘人情社会’的实质；更何况是这两千年前的汉室？
归根结底，汉室的时代文化背景，根本不具备完全‘法制’的条件，而是更适合在‘法制’的原则性基础上，施行适当的“人制”。
就如同后世妇孺皆知的杀人者死，在汉室，却有一则例外：为父母双亲、宗族友朋报仇血亲者，可酌情减轻责罚乃至于免除责罚。
再比如：后世绝无商量余地的违法犯罪，在此时也有一些变数：犯罪动机是什么？
如果是贪图财物而偷盗，自然是剁手跺脚；如果是生活所迫，虽也难逃责罚，但终归有些同情分在，还有转圜余地。
可倘若是家中贫困，父母病卧，儿女出于孝心而无奈偷盗，以偷来之物呈于父母病榻之前，再坦然自缚于官府外，那非但不会被治罪，反而会被官府当成典型大肆宣传，成为百里八乡有名的孝子！
在汉室成为孝子的回报，自是不用赘述；就连那家被偷盗的受害者，都可能会为了名声，‘大方’撤诉。
官府也会为了显现自己的担当，而拨出钱款赔偿受害者的损失。
在这样的汉室，百姓可以接受法律被破坏，甚至可以接受秩序被践踏，但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亲人之间自相残杀。
现在，刘肥的儿子们正耀武扬威，带着几十万人马在函谷关外兴兵作乱，百姓自会咬牙切齿的说：害得大家都没好日子过，刘肥的儿子们不得好死！
但等战争结束，十几辆囚车排成队驶入长安城，百姓又会怎么说？
——哎呀，这就要断了香火呀？
太残忍了···
陛下，都是亲戚，何必这么苛刻呢？
不会有人记得那十几辆囚车里的，是祸乱天下的逆贼，是导致天下生灵涂炭的凶手。
人们只会记得：那十几辆囚车，将刘肥一家所有的血脉押进了长安，并等候天子的制裁。
真到了那时，刘弘怎么办？
要做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大义灭亲？
这还只是民心民意的考量。
——宗亲内部会怎么想？
——关东诸侯会怎么想？
只怕这边刘弘还没开口，关东就要涌现出无数儿歌了···
出于这些目的，刘弘才组织了这场家宴，以试图在宗族内部，对齐王一脉的处置结果达成共识。
这从与会众人的身份，就能看出端倪。
代王刘恒——淮南王之兄；刘郢客——楚王之子；德侯刘广——吴王之弟；刘遂、刘不疑——赋闲宗亲。
虽只寥寥几人，却将刘氏诸侯尽数包含在内，宗亲中各类团体，也都各有代表出现。
只要与殿内这几人，就诛杀齐王一门达成共识，那刘弘就不用背负‘相残宗亲手足’的污名了。
代王太子遇刺，可以往齐王一家头上扣；这样一来，代王、淮南王与齐王一门就是‘血仇’，力主诛灭，就是顺天应命，顺理成章。
楚王在宗室内辈分最高，只要刘郢客代替楚王点头，就等于‘刘氏内部高层就此事达成共识’。
吴王刘濞算刘氏旁支；刘广替他哥点头，就等于‘其余宗室诸侯同样无法忍受齐王一脉’。
再加上刘遂、刘不疑代表赋闲的宗亲点头，就可以促成‘刘氏宗亲，除天子刘弘外，皆请诛齐王一脉’的局面。
如此一来，齐王一门被诛，就不再是刘弘相残手足，而是齐王一门恶赢满贯，以至于到了整个刘氏宗族都无法忍受的地步！
到了那时，刘弘再上演一出三请三辞，然后挥泪杀一户口本，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百姓也会思考：所有亲戚都恨到想杀他们，这齐王一门，究竟得有多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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