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几乎不花钱的少量劳动力，必须算在内。日俘和日侨，就是极好的。
这四万多熙熙攘攘的人群第一天就住在租界边苏州河旁边的几幢仓库内，他们的大件行李已经几乎丢失殆尽，随身带着的金银和值钱的家当被没收上缴国库----仅这一项，人民政|府即获益百万元之多。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他们裹着仅存的一点毛毯或者麻袋，度过了在中国最凄惨的一夜。
但是天亮不意味着境况好过一点，不知道从哪里刮来的风声，据说中国少帅指定安排这拨人的头目叫张宗昌，那可是着名的“混世魔王”，杀人不眨眼，连日本人都听过他的名声的。
同样是据说，为了报复之前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这些日方“滞留人员”（公共租界对其的称呼）将会受到同样的虐待：身强力壮的男人会被安排下矿筑桥----那个时候是既辛苦又危险的活儿，女人们则会被安排做军妓。
因为担心中国人的报复，也听说了中国少帅对日军第一师团“格杀勿论”的命令，有些不明真相的官兵误认为人民军也要开杀俘的先例，所以一些沾染鲜血的日本人选择了自杀，级别较高的几位高级军官也做了同等选择。
但对于绝大多数官兵和侨民来说，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是不赞成的，因为朝鲜战场上俘虏的官兵比他们多的多，也没见他们有多少人选择了这条路。这时候军国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一般人还不是非常的巨大，他们的心灵还没有完全扭曲，他们还有一线生机。
所以，他们怀着忐忑，一步一步迈向荷枪实弹的人民军阵营。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得，只能听天由命了。
事实对了一半。
张宗昌确实被任命为“京沪公路”的总督办，在圆满地完成从天津经北京到库伦的铁路修建任务后，这位曾经的草头王已经喜欢上了这种东跑西颠的工作。
也是，军中已无好位置，与其不上不下地被上级、下级（政治部）困手困脚，还不如像这样做做交通事业：没有掣肘，令出必行，也无风险，顺便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为国家的红灯区建设添砖加瓦，何乐而不为？
再说现在有小日本的人在里头，那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事啊！少帅指定自己负责这些人，以少帅的心思，他岂不明白那是让他放手施为！也是，这些祸人精，现在也尝到了被反转的滋味了！
战俘和日侨中的成年男人们无一例外都被编为各个分队，打乱到四处去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去了。
女人和孩子则被集中起来做些后勤方面的事，不然，根本无法养活孩子----男人们做牛做马，除了因为体力消耗会供两顿饱饭，报酬是完全没有的，这样，养家糊口的重任，自然落到女人肩上。
可是烧锅做饭这样的好事也轮不到她们。在修路沿线的中国百姓比她们更自发，也更让人放心和方便，至少语言交流方面远好于这些日本女人。
进厂务工？更不用谈了，从四面八方来的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的百姓多得不计其数，谁还有时间照顾到这些曾经的东洋鬼子？
何况现在全国上上下下一片对日喊打喊杀之声，就是有人有心，也照顾不了这么多人不是？所以，困苦之下的日本女人，难免会做出些“变坏”的事。按照“女人变坏就有钱”的俗话，加上民国并不排斥的妓院制度，她们做何勾当，可就颇让人回味了。
起初，日侨女人牺牲色相售“小件”物品谋生。沿着黄浦江的街边是一排地摊，地摊后是清一色跪着的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只有他的母亲或者姐姐----这是给男子“留面子”。
曾经的男人为国做出了最后一份努力，或战死，或被俘，反正指望不上了；未来的男人可是国家与家庭希望所在，只要有一线可能，就不能让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冲击。
漂亮或不漂亮的女人抛头露面，又是这么一种光景，自然有些不怀好意的中国男人盯上这块肥肉。反正这些女人是国家的仇人，抱着为国争光的想法，他们三三两两地来到女人的摊位前，想伺机揩些油水。
对这些破家的女人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无法挣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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