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耻辱，被称为“国中之国”，宗主国丧失了对此地的行政管辖权和司法独立权。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曾经在中国的7个港口城市中开辟过专管租界，它们是：上海（不久并入上海公共租界）、汉口、天津、九江、广州、镇江、厦门英租界。
这些在华租界都是当地开辟最早的租界或是唯一的租界，地理位置都相当优越，而且英国是最大的对华贸易国。这些在华英租界都发展为繁盛的商业贸易区域，有独立的市政机构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装。
日本在中国形成5个租界，分别为天津、重庆、汉口、苏州、杭州。法国也有汉口、上海等租界，美国本有上海虹口租界，后来与英国合并，并入公共租界。俄国、德国本也有，但都因各自国家处于变故中而逐渐丧失了租界权。
张汉卿曾在中学历史上学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名言，从那时起就对租界怀有极强烈的愤慨。
奉系及人民党控制了中国政|府并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形势后，东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得到抑制，现在，是考虑到驱逐这一停驻在中华民族身上的毒瘤的时候了。
在张汉卿的决心下，新成立的北京政|府以气势磅礴的勇气在1925年元旦之初发出了“收回租界、关税自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呐喊，使被压迫的中华民族为之一振，衷心拥护之一举措。北京、天津、沈阳、汉口、南昌、广州、九江、上海、南京等各大城市相继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游行，以示声援。
人民军挺进上海后，美英日法各国公使纷纷探询民国政|府的态度，并定立同盟。当此之时，各方代理人纷纷上场，不同的是，英美等国选择了较为“文明”、也较于为张汉卿所接受的“贸易开放”的立场----鼓吹上海为自由港，中国政|府必须保证上海的繁荣与稳定。
这个想法比较符合张汉卿的心思，因为一鼓脑地把列强打出租界在现阶段不太现实，而即使做到了也不利于中国工业经济的恢复发展----难道要再一次闭关锁国吗？只有改头换面，用后世设立“经济特区”的方式和平接收租界主权但允许外国资本家继续获利，才是正道。
只是英国人提出的“四提案”：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及所谓“取缔重工法案”有损中国主权，并同时打击本来就脆弱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这才为中华民国政|府所坚决反对。
谈判一年多没有进展后，英国决定于6月2日在上海纳税外人会上单独通过，这引起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上海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
同期的日本在之前与人民军、奉军的争斗中落于下风，几乎丧失了在东北除关东州、南满铁路外的全部利益。重要的胶济铁路在人民军的压力下也于民国12年事实上交回，因此始终憋了一口气。因为北方人民军实在强大，东北又是奉系根本利益所在，武力已经证明为不可行，因此转换了侵略手法。
它的方法就是效仿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采用血汗工厂的方式，尽全力压榨中国工人的剩余价值，其中最突出的领域就是在纺织工业。
中日甲午战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和约，准许日本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其它列强随之跟进，纷纷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
日本人仅在上海一地就设有23家纱厂，占全上海纱厂三分之二。日本厂主对待工人非常苛刻，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仅一角五分，还要扣存百分之五储蓄厂中，需至工作满十年方始归还，半途辞工者储蓄金即被没收。
因为人民党控制下的产业是典型的北重南轻，这与起家在东北有关，而解放华东特别是上海后为了不引起大的波动，政策上主要是以稳定战前经济为方向，国家在民生项目、金融项目上多了一些，至于工业，仍是以原先的为主。
特别是中华民国的《劳工法》只在北方得到普及，对于租界地的上海，尚力有不怠，特别是外资企业，这就为其后发生的悲剧埋下伏笔。
日本在同期也有行动。5月间，日本各纱厂以男工屡起风潮为名，竟将男工尽行开除、换为女工，这一来引起22家工厂的大罢工。
后经上海各团体调停，以改良工人待遇、发还储金为条件恢复工作，不料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又开除工人数十名。工人不服，推举代表顾正红等八人向厂主交涉。在交涉中发生争执，日人突开枪打死顾正红，其余七人受伤。
受伤工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援助，工部局不仅不予以公平处理，反而控以扰乱治安罪名，这一来群情更为愤激。5月22日上海各团体开会追悼顾正红，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四人被捕。
因为这些地方脱离民国政|府控制范围，所以人民党上海总部一边要求政|府机构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一边委托黑、白两路人马进行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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