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兵给四川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因为各省军阀中，只有四川长期处在四分五裂之下，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团体。各方势力均不愿自己有所损失，在桂、黔、滇三省均已进行裁兵动作时，不安定因素在川内已渐渐形成。
年初的4月12日，杨森下达对赖心辉、刘成勋两部讨伐令，分兵五路，向赖心辉、刘成勋以及刘文辉、陈洪范、陈国栋等部进攻，连战告捷，很快就占领了七十二个县，其军队也扩充到十九个师又十二个混成旅（不用担心，他的这些师和旅无论就战斗力还是装备上比人民军的师旅都不可同日而语，就人数上也差得多了）。
被击败的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等部退往重庆，依靠刘湘，联合邓锡侯以及黔军袁祖铭，组成川黔联军，共同倒杨。于是四川一分为二，西川杨森一系以成都为首，东川刘湘以重庆为据点，这是四川的又一次分裂。
本来这场大战没袁祖铭什么事，可是他在刘湘等人的怂恿下，他想在战后分得一杯羹。为“表诚意”，大伙公推袁祖铭为联军总司令，邓锡侯任前敌总指挥，刘湘只任后勤总司令，居幕后操纵。
在7月中旬，两军在永川、大足、荣昌一带激战。开始，杨森获胜。后来，他急于寻找联军主力决战，因大意而使王兆奎师被邓锡侯部击溃。联军全线发起进攻后，杨森被迫退往沱江右岸。
这个时候，杨森收到老朋友杨杰的一封信。
讲起来，杨杰非但算不上杨森的老朋友，还是他一直种在心里的刺。当初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反袁时，杨杰是第4军黄毓成的参谋长，把这支原本纪律松驰、组织涣散的杂牌军整编成了劲旅。此时的杨森，担任中校参谋。
不知怎么地，杨杰对这位本家并无好感，认为他“脑后有反骨”，如三国魏延故事。不过杨森当时正被黄毓成宠信，没办法的杨杰只得找机会修理他。恰好那时杨森酷爱抽大烟，杨杰便派人抓个现行，不但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还拉出去示众。受此大辱，杨森竟戒掉了大烟！
老上级、恩人兼仇人的杨杰说什么呢？却是劝他投奔人民军，至不济也要在人民军不久后的入川中给予便利。“则收川首功，全系将军一人身上。”
杨杰此时已经是新成立的国防大学的校长了，算得上是人民军内一颗冉冉升起的耀星。不管之前有什么龌龊，杨森也都要抛弃一边，何况杨杰首先抛出的橄榄枝。
让杨森下最后决心归顺中央的人是寄居在川的吴佩孚。
从容在直奉大战后坐津浦线南下，然后沿江北上，一路上畅行无阻，连续冲过人民军的多处关隘，吴佩孚的逃亡之路不可谓不传奇。
但是吴佩孚毕竟是一代枭雄，他可不认为自己有经天纬地之能逃离生天，从各地人民军并无意拦阻于他的事实得出结论，似乎人家是要给自己一个体面的离场。
不然，在华中人民军的老巢武汉，他纵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蒙混过去，因为当时的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王以哲还派人乘船向他递过一万大洋。想抓他，分分钟的事。
这位对杨森的崛起有大恩有落魄大佬，在经过一年的分析和观察，得出了一个结论：奉系有天时地利人和，已成大气，继续作无谓的抵抗已无意义。他劝说杨森趁此机会联络人民军，把定川之功先抢一半在手，在将来的军界还有发展前途。
注定已经无法成为统一中华民国的功臣，也不容许自己成为拖累国家的蛀虫，这点大义还是有的。给杨森指条明路，也是感谢他在自己穷困潦倒时的大度收容。此外，这也是吴佩孚对张汉卿的投桃报李之举。
杨森是个很讲意气的人，他也认可吴佩孚的话，并安排人接洽上人民军华中司令部司令兼入川前敌总指挥戢翼翘，表示一俟人民军入川，会放开川北、川东防线。
不过他还想赌一把。如果能够打败刘湘、收复失地，再把它交给人民军，战后自己也会有一席之地的。在他看来，人民军一旦正式介入，川中各派都不是对手，这是由实力决定的。
正当杨森调集兵力，准备反攻之际，早已被刘湘收买去的杨森部主力师师长王缵绪却背叛杨森投靠刘湘，通电停战，使杨军全线震动。到8月4日，联军强渡沱江，全线推进，杨军溃败逃往乐山。
接着到8月10日，联军攻克成都，川军有望再度统一，刘湘信心满满地要做他的蜀中王了。
东、西川军人数颇不少，又有地利之便，还有海军阻挡江面，人民军远道而来如果久攻不下，只怕还是要与他重启和谈的。从人民党手里抢食不易，但民国以来，中央都没有有效地治理四川，将来也如此，能坐稳这里的只有他刘湘。
不是他自夸，他可不像一般的军阀只顾着扩军打地盘而不顾民生，他手下的文治官员还是很有几个得力的，四川能够在多变的民国时代大杀四方而无被灭之虞，离不开这些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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