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老张做主北京政|府事宜时，日本人就感觉到他的难缠，对这笔借款已经不做它想了。当然，在这种借贷，不仅可以算经济账，更可以算政治账。
后来，虽然由于中国政局的动荡，借款担保不可靠，很多笔借款实际上没有还，但在政治上，却收获颇丰。
这个时候，随着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日本国内对华武力炫耀与施压的声音弱了一些，所以朝香宫鸠彦王此行倒并不要求拿着这件事说话，只是能抠一点是一点。
见奉系的人强硬，日本人也觉得此事做得有些不地道。你借钱资助对方的敌人，现在却要向对方讨要本息，泥土人还有三分火性呢。所以对老小张的不满，日本人是心知肚明的。如果不是事涉国与国之间，甚至抱以同情和理解也未可知。
此行还有更重大的目的，所以北一辉明智地绕过此事：“经济上的事情，就交给大藏省的官员们和贵国的财政部磋商吧。朝香宫鸠彦王此行，是抱着中日友好的目的来的，我想在这个事情上贵国政|府有强烈的诉求吧？
现在日中两国，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在文化上同文同种，在地理上又都处亚洲。我们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中两国在光大亚洲人民共同抗击欧米列国上有共同的利益。所以，我们想，是否两国能够签署一个军事同盟来保障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发展？”
北一辉其人确实是中日同盟的积极倡导者，但他的思想是以日本为主导的。本来，在先后打败俄国和德国后，日本国内“黄克白”的鼓吹声音大了起来，日本俨然把自己视为亚洲的“保护神”。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这一硬一软，其实都是日本想独占|中国的试探。
只是地球是圆的，欧美列强虽然陷于战争，但不等于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无论如何，欧美不可能允许日本独吞中国。而且因为张汉卿的腾空而降，让国内外形势朝着有利于奉系、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走去。特别是人民党以大一统姿态让中国重焕新光，而张汉卿出访苏联和德国并结成非同一般的大国关系，使得中国的内政外交局面一下子豁然开朗。
这样，以前很有市场的中日同盟论再度上扬，北一辉就是积极的鼓吹者。
在他看来，现代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力是极大的，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那些留日的中国学生，他们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散播到中国。因此，辛亥革命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典范而形成的革命运动。
他们作为革命团体的骨干，行事风格都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对中国革命团体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劳。比如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就培养了中国各派系绝大多数的高级军官，包括奉系和人民军系列的。
所以他强调日本因素对于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性，并认为日本是“中国革命的助产士。”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适当地表现出对中国的接纳，一个逐渐强大的中国会在一定程度上倒向日本。这样，在和欧美掰手腕时，可以获得相应的助力。
凭心而论，当代汉语受日本影响甚大，“日货”占到70%以上（社会和文科学方面）。人气、写真、解读、新锐、职场、新人类、视点、亲子、达人、放送、完败、完胜、上位、打点滴，甚至健康、卫生、宠儿、储蓄、乘客、反感、接吻、紧张、批评、生产…
这些我们后世可能很随意使用的词，其实是从日本“引进”过来的。我们用老祖宗造的字，组成日本独创的词，普遍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说明一个事实：“汉语”已经成为汉文化圈共享的历史文明。
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成了密切相关的一对冤家，日本感冒，中国发烧，反之亦然。中国与日本是近邻，也是世仇，但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彼此。
中国强大时，它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经验和文化；中国落后了，它则宣称唯有日本才是“西方文明的介绍者”，最完美地吸收和消化了西方文明，因此就成了东方唯一的代表者，属于能在现代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东方国家。
在这个基础上，大方（或是有意识地）向中国的留学生输出其体会从而有了天朝上国的骄傲。
不过张汉卿对此却并不感冒。
国家间的军事同盟，不能是双方强弱明显或者是在一方屈辱的条件下结成。当年毛伟人断然拒绝与苏联共组联合舰队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与一个军国主义的日本结盟，本身就是对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的侮辱，何况，还要考虑到日本现在还占据着中国的台湾、辽东湾。
“北一辉先生的想法很独特，但是我们不敢完全苟同。中国刚刚从战乱的废墟中恢复过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统一国家和许多年的休生养息。我们和美国、苏联和德国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我们没有外来的威胁，我们也没有侵略别国的野心和能力，所以军事同盟对中国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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