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顿好冯系降兵降将后，张汉卿转手再面对阎锡山。对付既要面子又想得里子的军阀，张汉卿的手段很简单，“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招被古人用滥了的招数，竟然还十分管用。
以中华民国执政的身份，借用国家统一委员会的名义，段祺瑞委任阎锡山为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即日上任，并要求“中央有职事者，在地方不得兼任省职！”
这就是“天子令”，让他在道义上无法拒绝。不然，在国民渴望和平统一的历史大势下，他仍然要行偏安之事，首先在道义上就差了一等。“恋栈”等口水，人民党宣传部的那些笔杆子又不是吃素的。
阎锡山知道此为调虎离山之计，先是推诿不就，他的理由很老套“养疴”；后在“各方人士”的敦促下，始于9月5日宣布就职，但并不到北京视事。
人都是有欲望的。阎锡山不想走很正常，但当他赖以成事的文武官员坐了他的位置之后会如何？他们会愿意这位自己的老上司还待在这里指手划脚吗？
这叫什么事？遥控指挥吗！
山不就船，船就山。
为彻底分化山西军政，张汉卿巧施妙计，他随即以中央命令，委任商震为新成立的山西第1军军长，利用商、阎之间的矛盾使双方的裂痕扩大；再委任阎锡山的心腹赵戴文为山西省省长，使他不至于有大的反弹。
军权交与商震，政权要给赵戴文，没有倚仗的阎锡山就不好玩了。
起初，他还能依照曾经的威望在山西军政圈子里刷存在，可是当山西的行政管理按照中央政|府的新架构开始运作后，渐渐地他发觉他的话开始失灵了。
首先赵戴文在施政上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当初做阎锡山的幕僚，严重埋没了他的才能。当有朝一日权在手，必然把令为行。这时候难免有些理念与阎锡山有冲突。虽然赵曾是自己的首席军师，但如果他不走，赵戴文的省长之位也很尴尬呢，长此以往，两人之间必生嫌隙。
军队里也是这样。按人民军编制师要求改编的晋军难免会吸收和借鉴了一些人民军的东西，像政治部、后勤部等。众所周知，人民党的渗透能力是很强的。
这倒在其次，关系是一个健全的制度有效地把伸向晋系军队的黑手斩断了。人民军自有一套严格的体系来管理军队，光控制主官作用并不是太大。但是当官兵的供养都出自于上、人民军的各级后勤部门可以很容易地卡住他们的脖子。
谁让他们被改编过了呢？按照人民军的思路走，军队里产生军阀是很困难的。
没有了军政权力的阎锡山，继续留在山本有什么意思呢？与其最后惹人厌地被赶走，还不如风风光光地上任。
但是阎锡山在不得已进入北京之前，仍责成徐永昌、杨爱源以山西警备司令部正、副司令，负责山西善后。
虽然徐永昌在前次大战后已被边缘化，但他长期在晋形成的个人魅力让其成为压制商震最好的人选。山西军队整编，商震虽被任命为第1军军长，但却日益处于孤立的境地，商震未免愤怒却并没有太好的应对之策。
张汉卿控制异己部队的措施是借口军队整编未竣则不予发饷。对山西各部队而言，为维持对军队的供给均以贬值晋钞维持，而作为山西省驻军最高官员的商震此时有了发泄的渠道。
由于第1军冯鹏翥师之高鸿文、黄光华两旅为商震旧部，自己人么，商震便竭尽省政|府所能支配的财力，对该两旅时以现金补助。对其它支军队么，既不爽我，何必让你爽？
一开始是军饷军资迟发，再后来就是拖饷，这让大伙感觉有些苛刻了。各将领因此不平，王靖国、孙楚等阎的嫡系将领更是表示极大的不满，情绪及于对立。
商震自知矛盾难以调和，索性使问题表面化。你阎锡山不仁，不念旧情，别怪我商某人不义。他先是提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裁撤阎锡山亲定的村政处，随即一次性撤换了25个县长！
这样一来，弄得舆情大哗，终于演成了一次太原商民的驱商大会。在文瀛湖畔，群起声讨；军界也同时酝酿驱商。商震不能见容于山西军政界的局面由此形成。
歪打正着，破罐破摔，早有独立之意的商震就势借口奉张作霖中央之命，出兵西北“维持华中地方治安”，率旧部高、黄两旅及军校学员共9000余人，脱离了他赖以发迹的山西。
张汉卿赏识商震的才干，早有延揽之意。商震脱离晋系后，所部随即被改编为人民军新编第18师，由商震任师长，归在华中司令部戢翼翘麾下，作为日后进川的主力。
张作霖父子不能容忍山西的铁桶一块，但是又不能太过明显，所采取的就是分而化之的办法。
“国防委员会”以整编新军为名，将晋军编为6个师，阎系将领王靖国、孙楚、徐永昌、杨爱源、张培梅分别担任新组建的整编师师长，另一个师长则由张汉卿特别简拔在不久前山西大战中表现优异的晋军团长傅作义担任（当然名义上是“代理”），令晋军军界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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