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张汉卿要整顿币制，以结束民国初年复杂的货币状况。
在我国货币史上，白银自汉代已逐渐成为货币金属，到明代白银已货币化，中国真正成为用银之国。但实行的是银两制，以金属的重量计值，属于称量货币制度，没有踏进货币制度阶段。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颁行《币制则例》，正式采用银本位，以“元”为货币单位，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成色是90%，名为大清银币。但市面上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
辛亥革命后，于1913年公布《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我国的货币单位，但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
中国疆城辽阔，货币制度一直很复杂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易，并且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金融的稳定。各省军阀为了扩充实力，又在各地发行了许多债券和纸币，仅在本省流通。
像奉系就在东北都发行过“奉天券”、“奉小洋”强制使用以缓解财政吃紧状况；像阎锡山建立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并在1917年前后设立“铜元局”，以含铜量99.9％的旧式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制钱的铜元一枚，在山西全省范围内流通等等。
各地实力派拥有的军管政|府印制具有法偿资格的不兑现纸币，用膨胀发行办法填补财政赤字，以集中财力为已所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后来许多战乱省份国民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民国军阀如走马灯似变更，却能够屡兴不止的重要因素之一。
只要统一了货币，收铸造权于中央，就能够保证中央的集权统治地位和权威性，就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即统一货币一样。
这个道理虽然简单，做起来却很难。本来民国二年公布的《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我国的货币单位，“袁大头”银元就是这样铸造成的。但自袁世凯灭亡后，军阀四起，各地战争状态的延续使得各地已经在经济上变成了诸侯国，自成一体。
铸币及发行纸币本来就是各地军阀赖以生存的保证，虚弱的中央当然无法收回货币权。
只有当强有力的中央出现后，统一货币才能真正摆到桌面。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即使从民国初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现有市面流通的货币已不敷使用，增加一批新的货币已刻不容缓。
在张汉卿的建议下，国民政|府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
民国初，一枚袁大头总重约26.6971克，比例为银八八、铜一二，即含纯银23.克。自1923年起，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制，统一货币铸造权。银本位币定名为“元”，银本位币每元重量及成色，与法定重量、成色相比之下公差不得超大型过0.3％，并规定一切公私交易用银本位币授受，其用数每次均无限制，这是为了防止使用中造成的磨损。
如果只以面值来定义其价值，似乎发行纸币也有同等效力，但是这只是理论。在国家实力还很孱弱的民国，纸币是不被列强接受的，特别是对一直陷入混乱状态的国民来说，真金白银才有市场。
新年初，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发行全国统一的银币。因为国家力量渐有起色，已经能够保证其流通，所以对于新的银元，似无必要投入这么多的白银比例。
要知道因为奉系的努力，这时候中国的财政比之正史上何止十倍增加，对于那个时代，发行这么多的流通货币，对于白银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所以在张汉卿的建议下，新版银元重量将略轻，每枚重约25克，含银量八成。但一元面值的新银元与袁大头等值。
货币的头像历来是一国最高元首相，对老奉系内部呼声较高的以张作霖头像作为银币正面的要求，张汉卿力排众议，坚持发行“孙逸仙头像”银元，以纪念孙逸仙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体现人民党无私的情怀。
以中国银行及重组后的中国农业、工商、建设、交通四大银行为国家控制之发行行，这就是后世着名的“孙大头”的样式。
在孙大头流通后，规定其它任何银行不得继续发行新钞票，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银元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其它原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准其照常行使，由财政部定期以法定银元换回。
实行黄金白银国有，禁止黄金白银流通，并将收归国有的金银作为外汇准备金，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它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金、银本位币或其它金、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924年新年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银元（袁大头或新版的孙大头）。
这一招就断绝了国民党和其它军阀私铸货币以养兵的传统，没有了钱，一切都是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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