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任命久随他、实际上一直担任他外围警备的原华中人民军司令部保卫部的部长黄显声为北京武警总队的总队长兼北京警察厅厅长。黄是在“五四运动”中应声而出的青年才俊，比自己大四岁，历史上也极有名。
自己能够看到他并从众多的人物中简拔出来，是因为他传奇的一生以及多次面临大事而不乱的镇定：东北讲武堂炮科出身，已经担任旅长的他被张学良任命为辽宁警务处长，委任黄担任这个职务，是张学良希望黄的精明干练可以在中日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线局面，给中日军队以缓冲。
他对日本人的仇视早已有之，曾私刻了一个大印，篆有：“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一行字。
历史上的九一八事变前，八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黄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将下属58个县的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
这个举动意味深长，这批枪支成了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后来人称东北军中人称东三省只有两个明白人，就是辽宁省长藏式毅和黄显声。
他是后来东北义勇军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历史上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其实就是最早描述他的军队的功绩的，只是现在很少有人去细究这里所说的“义勇军”最初指的是哪一支部队了，只是笼统地认为它代表的，是白山黑水的关东人，也是全体中国人不屈的精神。
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忠于自己，当然，这个自己是这幅躯壳的主人，但不妨碍他对黄显声的简拔。不同于蒋百里、杨杰等人的是，黄显声的提拔是一步一个脚印。
从五四时的刚出道被看中，进入东北讲武堂学生军，然后以少尉军衔担任张汉卿的侍卫班长、炮兵团上尉参谋、少校营长、汉阳兵工厂上校警备司令、华中人民军司令部少将保卫部长。
他人在军队，张汉卿却有意识地培养他在公安方面的经验----军队和警察，看似类同，里面区别和学问大着呢！
攻城拔寨用军队，但安顿后方、对付隐秘战线的敌人，乃是警察的强项。而且黄显声让张汉卿很喜欢的是他的字“警钟”，对公共和国家安全战线，警钟常鸣好啊。
军、政、警都在奉系的控制下，冯玉祥、孙岳对此无可奈何。论实力，他们比奉系差得远了；论道义，张作霖是国家统一委员会的主席。只要孙逸仙不出面对抗，没有人是奉系的对手。
而孙逸仙也是识大体之人，知道目前的形势，不想与奉系闹翻，甘心做他的交通委员会主席一职，不再过问政事，这让冯玉祥大失所望。
讲起来国民党也是悲摧，他们从建党起到目前始终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境地：不是在政治上被打压、就是军事上受排挤，或是在经济上受窘迫。孙逸仙在总结起义失败教训时，反复强调：“失败皆因金钱不足，财政难题无从解决”。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比之前更缺钱。当过状元的实业家张謇说的实在：“除去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至少短缺八千万两”。孙逸仙在起义发生后并未第一时间回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筹款。他后来回国后有记者问他带了多少钱来，他回答：“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没有钱打仗就无从谈起，聚集到南京的部队临时政|府甚至都不能遣散，因为没有遣散费士兵会哗变。革命党人之所以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财政困境是重要原因。
1918到1919年间，孙逸仙居住在上海，革命生涯进入低潮期，又闹起了钱荒。有些革命党人生活穷困，致信给他借款以维持生计。孙没钱可给，但对每一封求助信都亲自回复。
一天，接到一封称孙逸仙为“革命鼻祖”的信，写信之人称自己为孙的后裔，请求寄钱。孙回复：“既知我为鼻祖，你为后裔，应当是后裔供养鼻祖，未有鼻祖养后裔的。即使是尧舜，也是没办法的。你们应当自谋职业，做到生活自给。不能做革命一日，就要人养你一世。如果你们还要依赖我，则我愿为你们的后裔，尊奉你们为鼻祖，请你们给我钱吧！”
人穷志短，靠精神吃不饱饭。孙逸仙没钱控制不了军队，他的命运注定颠沛流离。
而在此时空，同样的三方控制北京政坛，由于奉系财大气粗，国民军的命脉仍党握在奉系手里。要摆脱困境，需要另僻奚径。
看来能够壮大实力的只有自己了，冯玉祥两人在北京城，不是没有捞到好处。像财政部账面上仅有的三十万元就被两人瓜分、京汉铁路刚解来的一批为数五十万的路款也被逮个正着。只是这些钱对于拥有近十万之众的“国民军”来说，只能卿以自娱片刻。
他们还打起了俘虏的主意。像驻守在保定的十六混成旅（即曹锟的卫队旅）旅长曹士杰（曹锟之侄，系曹锟五弟曹钧之长子）在战事结束后，孙岳软禁了曹士杰，逼他交出30万元作为释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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