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英同盟的结束，日本在亚太的控制权有被英、美稀释的危险。特别是“门户大开”，让原本自家后院的辽东，被迫向美国等国“开放了”，这是日本之耻，也是日本感到恐慌的大问题。
日本自庚子赔偿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并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老牌殖皿煮义国家无暇东顾，不仅给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提供了空间，而且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战争景气”。
从大战第二年的夏天开始，日本的贸易出口激增，海运异常繁荣，这些给出口产业、造船工业以及包括矿业在内的基础工业和有关工业创造了发展和繁荣的契机，使得各产业部门都得到飞速扩张。整个制造业增长30倍以上，化学工业增长96倍以上，1918年下半年主要产业的利润率达到55．2％，其中个别时期更高达191．6％，造船业也达到166．6％。
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从明治以来的长期人超国而一跃成为出超国，产业结构也从战前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战前，其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45．1％，工业比重为44．5％，大战结束时农业产值比重降为35．1％，工业产值比重上升为56．8％。
同时一批“战争暴发户”大发战争财，成长为“新财阀”，垄断资本进一步发展。
“战争景气”随着大战的结束而告终，随之出现的是半年的经济萧条。战后第二年又出现了持续一年左右比战时还要好的“疯狂的繁荣”，然而这种战后繁荣并没能继续维持下去，1920年春又出现了真正的战后经济危机。危机深重且波及面大，股价暴跌、企业倒闭、银行挤兑、经济萧条。
日本政|府筹措发放救济金融贷款，经过大约半年时间的努力使危机趋于缓和，但此后日本经济除了1921年的“中间景气”外，再也没有出现过繁荣，停滞状态一直持续到大正时代的结束。
所以表面上，限制军备条约以日本跻身海军强国之列大开绿灯，但是因为经济情况，它的海军扩张只停留在纸面上。
这种情况下，收缩银根，把资本投回国内、增加出口是摆脱危机的不二法门。从1921年起，日本就不断地像中|央政|府催促，要求其还掉“西原贷款”本息。
事实上，由西原操作的日本政|府的撒钱式的“怀柔政策”，背后也有日本自身的需求。自一战以来，虽然日本名义上也参战，但除了趁火打劫占了青岛之外，没有动一兵一卒，而拿下青岛和山东，属于代价很小、获利巨大的买卖。
不用出力的日本，一方面借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大肆扩张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同时还可以趁交战国打得你死我活之际，大做买卖，两下挣钱大发战争财，此时的日本，其实跟美国的处境相似。只是美国后来还大规模出兵欧洲，而日本一小仗打完，从此变成了供应商。
因此，几年下来，日本很是发了些横财。
寺内内阁的藏相胜田主计是这样说的，当时的日本出于战争的缘故，“景象极旺，年年有巨额贸易出超。同时在国际借贷方面，国内金融界出现资金过剩局面，有巨额结算超收，积累了大量硬币，这就危害了外汇资金交流。
长此放任下去，将使经济严重失调，其结果难保不引起国民经济前途堪忧虑的局面”。为了解决过剩资金的出路，日本只有两条可走，一是加紧对外投资，另一条就是赢利性的借贷。显然，在这种借贷，不仅可以算经济账，更可以算政治账。
这种以借款为标志的怀柔政策，其背后隐藏着非常险恶的用心。
用西原自己的话来说，借款是要为中日关系打下一个共同的经济基础。即通过大量的日元借款，注入中国的国家银行诸如交通银行，通过帮助中国整顿金融，改革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甚至最终“以保护资金为名”，实现日军派宪兵驻守中国国家银行。即不仅在资金上，而且通过军事控制，从根本上掌握中国的金融，进而控制整个中国国家的命脉。
寺内正毅曾得意地说，通过西原借款，日本所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西原借款，据他自己统计，在寺内内阁期间，日本对华借款500万以上一笔的借款，累计达万多，而西原经手的，占一半以上，一共有8项：
交通银行借款两次，一次500万日元，一次2000万日元；
有线电信借款2000万日元；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日元；
黑龙江吉林金矿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
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
山东济顺、徐高二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
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合计万日元。
除了西原自己开列的这些项目之外，寺内政|府对华最大额的借款，就是跟参战借款相关的军械借款，计日元。甚至可以这样说，寺内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以及各项政策的具体指向，大体上都可以在这些借款上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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