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人民军修生养息时，来自北方的庞大邻国却因为遭到巨大的失败而再度萌生了和中国政权结为盟友的意愿。
这就是苏维埃军队在波兰首都华沙城下的一场生死攸关的战役，被英国驻柏林大使戴艾贝尔仑勋爵称之为“在现代文明中，没有比1920年华沙会战更为重要的事件”。苏军从失败到胜利又到失败，坐了一次过山车。
被称为“红色拿破仑”的苏军统帅图哈切夫斯基因为种种原因，在势如破竹、兵临华沙城下时却被波兰国父毕苏斯基奇迹般地扳回一局，当时的西方政论界这样评价毕苏斯基：“他扶住了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这是真的。随着苏维埃政权在俄国日益巩固和红军势如破竹的攻势，整个欧洲都像铺满了干柴：德国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准备像俄国工人一样发动起义；英国工党宣布英国工人决不参加以波兰为同盟国的战争；法国民众抗议本国政|府支持波兰的作战；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的运输工人们拒绝运送送往波兰的军火…
一旦波军失利，整个欧洲立刻就会熊熊燃烧。正如丘吉尔所说：“在后退的波兰战线后面，每个城镇的共产主义的生殖细胞和组织都从隐蔽处出现，准备欢迎新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红军的最终失利成为泡影。
对中国的影响是，随着苏波两国签署和平协议，苏维埃在欧洲部分的战事基本结束，从而有机会转入和平建设。另外，苏军也能够从容调兵到远东地区，未来与日军会有一番龙虎|斗，这是中国的利好。
在经济上也有好处。因为连年战争导致经济更加恶化，列宁从实际出发，放弃苏维埃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认为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其实与张汉卿开发东北之初的土地改革措施一脉相承，甚至于剽窃了张汉卿的知识产权也未可知----当然这个时代没有知识产权这个说法。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别看苏俄打垮了，却仍然要比中国来得强壮些。特别在重工业方面，它仍然是中国无法逾越的高度，只是在轻工业和农业特别是粮食和棉花生产方面仍然差强人意，这也是苏俄贯其一生的弊病，张汉卿清楚地知道。
这是中国目前唯一可以与之互补的项目，其实在东北已经开展交易许久了，只是因为日本人的存在，这种交易是零星的、间断的。如果苏俄军队最终、也必然把日本兵打出远东去，在东北确实可以实现双方贸易的规模化。
只是在西北地区，相对来讲，就不如东北来得方便了，至少那边还有便捷的铁路运输系统。在西北，除了简易的山路外，就是没有开垦的山路了。这种交通条件，对张汉卿来说，想依托兰州、西安来打造他的西北帝国，难矣。
但是张汉卿认为再难也值得做。在地利上这里算得上“与世无争”，虽然贫瘠却民风朴实，尤其不缺劳动力，正是一张白纸好作画。而且随着苏俄的崛起，西北背靠这个庞然大物，更能方便地借势得到发展，历史上苏俄就对中国革命提供了相当的支持，尽管它有自己的目的。
所以，张汉卿决定，在现有条件下，尽快完成最困难的“河西走廊”铁路线，以便在适当的时机西入新疆，东接陇海线，反正早晚都是要做的。在打通困扰西北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后，通过西边的新疆和东边的库伦，扩大和苏俄的贸易并争取获得支援。
理想不可谓不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在他踌躇满志要在西北进行一番大动作时，蒙古局势又生变化。
8月底，根据哥萨克首领、白军在西伯利亚的统领谢苗诺夫的命令，温甘伦男爵率领亚洲骑兵师由乌里亚进入蒙古北部。他们猛烈攻击买卖城，准备切断环贝加尔湖铁路，使远东部分与俄罗斯联邦隔绝联系。
不用说，这又是日本人的主意。因为远东共和国的成立，日本人已经不方便再在这里运用军队维持存在感，便把惯用的手段使出来：挑起内乱，然后火中取栗。这个谢苗诺夫好久没有露面了，一出手就是不凡。
亚洲骑兵师是一支有着上万骑兵、200多步兵的庞大队伍，相比较于蒙古广阔的面积和稀少的人口和为数不多的驻军而言，绝对是一支劲旅。考虑到它还有火炮21门、机枪37挺的强大火力，又是哥萨克熟悉的草原机动作战，守卫蒙古的26骑兵师已经封住其向库伦的出击可能，正派一部分兵力支援买卖城。但是因为买卖城的人民军守军数量极少，白匪军在可见的很短时间内便会越过买卖城进入俄境，从而威胁其远东大动脉的生存。
同仇敌忾的苏俄政|府向张作霖政|府表达了善意：他们准备由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助理绍林牵头，以马季亚谢维奇任司令的远东人军革命军第5集团军为主力，协同人民军第26骑兵师来一场前后夹击式的攻击，一举奠定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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