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龙江省的广大地区中，佳木斯是匪患的重灾区。佳木斯的南部和两南是崇山峻岭，原始森林遮天蔽日。佳木斯的东部和北部是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子。在草甸子中，蒿草比人高，蚊虫肆虐。不熟悉路径的人，进去就别想再出来。如此荒芜之地，人迹罕到，成了“胡子”们的绝佳栖息地。
然而，在29师吴俊升的领导下，历经半年时间，即基本肃清了这里的匪患。胡子出身的吴俊升对于胡子的特性如数家珍，采用分而剿之、隔而困之分而斗之诸方法，竟与过来人张汉卿的思路如出一辙，他的剿匪成就也最大，功劳自然也最多。
他以佳木斯的剿匪经验为例作了总结，并推广到全奉军剿匪部队：如集中优势兵力、疲劳战术、坚壁清野等等，让胡子们无饭可吃，无处可藏，无处不惊魂，极大地消弥了他们的反抗意志。
当然，为了避免狗急跳墙，剿匪总部和吴俊升都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除却罪大恶极有匪首，其余投诚者或被俘者缴枪不杀，给了土匪一个侥幸的心理。加上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化，以及政|府有意识地用投诚者现身说法，让土匪们的抵抗意志逐渐削弱。此举此举造成在北安地区的50余股土匪中，投降自新的就达3000余人。
到1919年初，除匪患严重的黑龙江北安、佳木斯等地区由吴俊升担任黑省剿匪总司令率29师及几个保安旅加紧收尾外，吉林省全省、黑龙江省绝大多数地方的剿匪工作取得圆满结束。这两省各地共瓦解土匪100余股，除吉林最大的匪首卢永贵自杀外，还击毙黑龙江最大的匪首王乃康以下惯匪3000多人，两省共消灭股匪余人，基本上稳定了东北的局势。
为防止好不容易安顿下来的匪患不会死灰复燃，张汉卿要求人民党在之前发动农民的基础上，继续大刀阔斧地利用土改来建立巩固的后方，使土匪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复存在。他要求将政治攻势与军事进剿相结合，组织工作队开展政治攻势，同时调查土匪的家属、亲戚和朋友，宣传张汉卿的土地改革政策，动员土匪悔过自新。并争取土匪反水，给奉军剿匪提供情报，将功补过。
当年湘西剿匪就是这么做的，全国性的匪乱也就在GCD的钢枪与喇叭的双重施压下很快被平定。现在东北的匪乱只是“自发形成”的一股力量，“底蕴”也欠缺些，不像后世根深蒂固那么难处理。
剿匪所带来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威信上。由于匪徒在东北自治政|府完全控制区基本绝迹，各地治安情况有了很大好转，从而使警察及武装警察能够代替军人行使维持地方成为可能，为军警真正分离作了注角，还可能使得奉军由主要维持地方治安变成了一支真正的机动部队。
也是因为剿匪的成就，以及对于纯洁奉军士官的目的，在奉军扩充兵员的工作中，东三省巡阅使署、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均先后召开了会议，总结了奉军建军初期收编土匪部队和成分不纯人员的教训后，作了新的规定。
这些规定包括：在扩兵中以基本群众成分为主，大批地吸收经过群众斗争的农民到部队中来，不得吸收兵痞、流氓、土匪、会道门等分子；扩兵对象都要经过审查，政治纯洁，来历及其家庭清楚者，方可吸收并进行细致登记，不能不经审查马虎凑数；对来历不明，家庭情况不清者，不得收留。
借助着土地改革的威力，扩兵工作波及每一户贫苦农民。据统计，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兼扩军运动中，仅人口稀疏的佳木斯一地，就有5000余人报名参加奉军。而人口稠密的辽中地区等，参军人数达到3万人以上。由于政策得利，以及“保卫胜利果实”的大力宣传，广大农民群众踊跃参军，使奉军的主力部队获得了比较大的补充。到1919年底，奉军共补充兵员5万多人，使得各师均有机会增编了补充团，并陆续淘汰了一批不合格的兵源，各部队的装备也得到了改善。兵员的扩充，使机动作战部队得以加强，也给将来的扩编带来新鲜的血液和充足的人力补充。
俘虏怎么办？好办！张汉卿还嫌人数不多。
东北为什么胡子多？除去历史的原因造成的，有绝大部分缘由是由于贫穷。土地垄断或兼并导致无地可种、工业稀少导致就业不力，除了做土匪，就是被饿死。这种事怪不得人，要怪就要怪万恶的旧社会。
张汉卿要消除这种现象。正好匪患基本清除，国际局势也有利于在东北开展一场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大动作，他把深入吉林及收集到的中东路沿途相关资料作了详细的汇总，向张作霖提出了《关于实行东北第一个三年计划的草案》的草案。对东三省的现状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也详细做出了具体办法。
正史载：奉天省是东三省中开发最早、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全东北四分之三的工业都集中在奉天。奉天的矿藏也很丰富，如:鞍山的铁矿、抚顺的煤矿等。奉军的大部分军力也都布署在奉天。奉天城（沈阳）是满清入关前的帝都，也是“9﹒18事变”前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奉天兵工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兵工厂，不仅能够生产步枪、轻重机枪，还能生产迫击炮、大炮，以及相应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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