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的对话吸引了许多旁观的学员，张汉卿也浑身是劲。他把这群人当作他的表演舞台，继续侃侃而谈：“不过，也不是说统一中国就遥遥无期，至少，在奉天，我们二十七师是有资格和能力完成统一东北的大任的。我们齐心，上层也有远见增强军人军官素质，重开讲武堂便是明证。只要充分发动民众，力量逐步壮大起来，视形势则进可问鼎关内，退足可自保。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尚算和平的大局面下，更多地储备人才、发展工业与经济、改善民生，为将来的奉军大发展提供充分的保障。”
中年教官追问道：“奉军即使将来壮大，也不过是脱离北洋系之另一极，又如何能够做到统一中国？”
张汉卿不假思索道：“以东北为根据地，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这场革命，与上述各派所作为完全不同。我们可以通过建设一个革命党，充分鼓动农民与知识分子，增强工人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完成在思想上、制度上的大革命。我们东北，有广阔肥沃的土地，有为数众多的人群，有中国最好的工业基础和资源，这是进行经济大建设的最好的地方。另外我们还要建设一支新式的军队，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只要我们抱成团，努力与各方保持不卑不亢的对外关系，只要十年稳定，我相信，东北就是一支最大的力量。”
中年教官继续追问道：“你说的新式的军队指的是什么？据我所知，如果从北洋练军开始，在中国，新式军队至少已经出现三次了？”
张汉卿如数家珍：“以往种种军队，只练其魄而少其魂。军人只知服从于长官而不理解其担负的使命，常沦为私兵，成为政客的打手。我所理想中的军队，是以保家卫国为最高信仰，以为国献身为荣，以丢师丧地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骚扰人民为耻；以文明文化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说得顺了，差点把“八荣八耻”带了出来。于是乎口水一咽，话题一收，总结道：“我要打造的军队，是一支官兵一体、有信仰有纪律的新军。”
中年教官点点头，接着又问：“然而少帅，将来，我是说如果，奉军与孙先生万一发生军事上的冲突，少帅认为我们有几成胜算？”
张汉卿已经敏感地觉察到此人与孙逸仙有一定的关系，他这话也问得巧妙，实际上是下了套子。不过他真诚地说：“孙逸仙先生一直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我深深佩服他的这种‘天下为公’的境界，但并不看好他的将来。现在的国民党如无根之萍，寄居在广东。虽然旗号响亮，但历次革命，却都只能充当摇旗呐喊的鼓手，而没有力量做颠覆性的变革。就是孙先生自己，也只是被人利用或当作扯大旗的虎皮。他的建国政策，就连广东本地的商人都不赞成。”
这是实情，也是各种教科书所未曾涉及或未曾说明的奇事，估计是碍于“国父”的名望而“为尊者讳”所实施的春秋笔法：孙逸仙革命所需资金，绝大部分是华侨在海外募集而来，而在国内，即使在国民革命大本营的广东，国民党也未得到实力雄厚的广州商团的青睐。至于后来国民党的物质基础江浙财团与之勾结，那是到蒋介石时代才开辟出来的新局面。
商界参与辛亥革命，眼前的要求是避免动乱，使他们得以安心经营，长远的要求是希望中国独|立富强，摆脱外国的控制和压制，政|府制定和实行保护、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一开始他们大都对革命充满期望，甚至曾给予大力支持。但最后他们逐渐失望了。后来在1917年11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篇上海商人联合发给孙逸仙的电文，主题是希望南北停战。对孙逸仙来说，这不过是他收到的众多电文中的一封。当时中国的资本家多数缺乏远见，革命党人又和他们缺乏深入的合作和密切的联系，眼前利益受损就会对革命党疏远、抱怨，对革命党的态度终于由支持转向反对。
历史上，孙逸仙的力量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与他迟迟得不到经济援助息息相关。另外一个很重要但大家都不提的因素是，相对于被各国承认的民国政|府而言，国民党政权一直是在大义上是“非法的”。
国民党在台上时，需要举起国父这面大旗；共*党不能抹杀他的努力，更是为了统战的需要，所以在很多事情上，都不约而同地进行着“为尊者讳”。所以我们现在接受的教育，都是非常拔高他的作用的，其实在时人的心中，他不过是众多革命者中的一个，或者说，他也是一个军阀。
但是面前的这个人与孙逸仙可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说至少他是孙逸仙的忠实粉丝，回答这种问题要慎上加慎。不过张汉卿对此早有腹稿：“从道理上，我们将要进行的大革命与孙先生的‘三皿煮义’革命异曲同工，不过我们更可以得到工农的真正拥护，因为我们将会自下而上，而不是‘三皿煮义’空而又空的只落在纸面上；我们比孙先生更有优势的一面是，我们有自己的地盘，可以为我们的想法做充分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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