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那要做死的人依然努力在做死。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放眼全国各省，除了有数的几个与袁世凯关系莫逆的亲信如冯国璋、段祺瑞之辈还敢于执言几句，几乎没有那个将军傻傻的说反对老袁称帝，连并非北洋出身的阎锡山（貌似老阎在北洋时期对谁都是赞成都是拥护）和张作霖也积极劝进，作为袁大总统御用文人的杨度又岂能甘居人后？他领导的筹安会更是上窜下跳，拼命的鼓捣老袁同志当皇帝。没办法，在梁士诒“国民请愿团”的压力下，他不努力不行啊！
奉天的张作霖也不负前言，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他对于袁世凯的支持，说得出做得到的江湖风范一览无遗。8月底，在奉天举行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国体问题时，张作霖带着大队人马，荷枪实弹，监视投票，结果“全部”投票赞成君主制。另一位同城大佬冯德麟见张作霖如此，为讨好袁世凯，配合段芝贵，也不得已和张作霖联名以东北军和政商各界名流的名义向北京参政院提出“变更国体请愿书”，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
这让老袁大感欣慰，也对前几天张汉卿与段祺瑞的侄子段宏业之间的冲突故事有了倾向性的意见：张汉卿这是父亲英雄儿好汉，好打抱不平的性格和乃父的江湖气一脉相承呢，反增加了对他的喜爱。俗话说的“智子疑邻”，估计讲得就是这个道理吧？
为女人打架，能打出这个道理来，张汉卿若是知道，估计也要哑口无言的。
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接着又连电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低为“新旧弟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登基称帝“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 袁阅后喜不自禁，批复“颇有见地”。
9月，段芝贵联合广东龙济光等24省将军，密呈袁世凯“速登大位”：
9月，驻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许兰洲通电劝进。
9月，驻奉天、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劝进。
驻黑龙江、镇安右将军朱庆澜劝进。
驻吉林、将军孟恩远劝进。
驻湖南岳州、长江上游警备司令、虎威将军曹锟劝进。
……
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嬖人这个词，原指“君夫比较疼爱的侧室”。杨度乃须眉男子，老袁也从来没传出什么好男风之绯闻，只有另一个解释比较合理些“君主所宠幸的臣子”。
这可是冤枉了杨度了：“我只是找到了合适的舞台而已，与嬖人何干？”而且，他为帝制出了这么大的力，但并未实现他帝师的目标，就连开国元勋也没有当成，后来在封赏时，仅被授以勋四位和参政院参政等闲职。他为用君主立宪实现救国道路，只是个人抱负；怂恿老袁称帝，只是实施他人生理想的步骤而已，从本质上讲，不能认为他谀上。只能说，他用老袁去实现人生价值的梦想，而老袁给了他施政的舞台。
风云雷动，在这特殊时刻，袁世凯加大了对各方的防范。形势危如累卵，说是白色恐怖也不为过。一直到袁大总统称帝前，舆论被牢牢压制：到11月3日，内务部禁止《中华新报》在租界以外“出卖散布”。11月7日，袁记《着作权法》出台。
对明着表达不满的冯国璋，袁世凯当然很不放心。他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首先在冯国璋身边安置王子铭等人监视其行动；又据传张勋曾接袁世凯一密电，谓冯国璋为人不可靠，嘱其就近监察。不仅如此，袁世凯的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后，袁又派其亲信杨善德率第四师移住上海监视冯国璋。未几，又加派卢永祥率第十师驻吴淞，也为了防备冯国璋。冯国璋见此情形，明白了袁世凯不再相信自己，从此与袁氏父子的关系逐渐疏远，不肯再为袁世凯卖力。不久，袁氏父子指示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选举代表，举行改变国体投票。齐指派代表时，冯暗示督军署人员一律不当代表，不参加投票活动。在举行投票那天，冯国璋托病不去;齐亲自到署劝请，他才勉强到场，然而却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对有“拥戴”之意的人杰蔡锷等，老袁也没有放松警惕。与蔡锷闲逛的张汉卿经常发觉，身边暗盯的人换了又换，人数也渐渐多起来，这让蔡大将军有些急了，他逃跑的难度加大了。不知是张汉卿影响到了蔡锷，还是蔡锷影响到了张汉卿从而又辗转连累了自己。反正按历史所载，这时空蔡锷应该以治病为由离开天津逃往日本了，却始终未能成行，这让他坐立不安，觉得该为国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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