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赚得盆满钵满。
虽然土匪出身，但他经商也有一套，不然百万身家（这是张汉卿粗算的数字）不是凭空得来的。张汉卿前脚向他透露这个商机，他后脚就动作起来。烟草嘛，东北多得是；卷烟和烟丝处理也是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拿手好戏，有人就行，并不需要多么雄厚的工业实力，产烟大省奉天、热河缺的是销量。短短一个月，规模颇大的卷烟厂就建起来了。在三个月后首轮价格谈判结束时，首批10万支香烟已经出厂待发。这份做生意的天赋和对机会的大胆把握，很显水平。
张汉卿把这批香烟命名为“胜利”牌，寓意为欧战的胜利，也隐喻着他为乃父在提升经济能力上的一次胜利。通过把奉天并不值钱的烟草从白菜价卖到人参价，让张作霖对他交结人脉的水平刮目相看。
中国的“胜利”牌香烟以其劲大、便宜迅速获得战区官兵的喜爱，被誉为“珍贵的礼物”。一位比利时士兵柯林-卫多普在明信片上留言：“在如今恶劣的天气下，烟草倍受欢迎。在战壕里，你绝不会发现任何的香烟残余散落在地，因为在它们燃烧到唇边之前是不会被扔掉的。”
同为协约国的俄国获得这种香烟的途径就更方便了，同样地，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超出和平地区人们所能想到的极限。随军记者达基扬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斯梅良斯卡娅（女）在回忆中说：“我看到过一个烟草箱子怎样飞落到沼泽地中，引起一片破口大骂…战士们很珍惜弹药，也很珍惜烟草…”烟草、香烟、打火石或火柴，在无情的战争中真的可谓士兵们唯一的慰藉之源。
此后烟草成为振兴东北经济的重要一环被继续发扬光大，一直到战后，价廉物美的中国香烟一直是欧洲人民的最爱，也为东北财政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助力，这是后话。
从蔡锷答应为张汉卿的烟草大计提供人脉起，叔侄两人的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光志同道合不行，还要互利合作，这一点蔡锷做得很好，他要用他的实际行动让张作霖坚定信心。如何透过各种关系与欧洲各国的公使们联系，运输有什么要求，价格为几何，都是让人头痛的。
但是张汉卿是解决大事的人，他才不会做那些伤脑筋的事咧，这些就由乃爸做好了，他有的是经商的人么----路都铺好了，若连这个都做不好，他要鄙视那位奉天王呢。
此时张汉卿已经想到另外一件事上，他略有局促地对蔡大将军说：“世叔，小侄有一件事情藏在心里好久了，不知是否可以问一问？”
张汉卿正对了老蔡脾气，本着提携后进的想法，蔡锷大方地挥手说：“当然可以。”
“蒋方震将军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很厉害？”
蔡锷愕然：“呃…”
张汉卿道：“我想去拜见百里先生。” 他接着又促狭一笑：“也不知道‘军刀三杰’中，世叔与蒋方震将军不知谁更厉害些？”
这个是难题，因为在蒋百里与蔡锷谁更厉害的问题上，后世孰多争议。
从军衔上讲，护国讨袁战争之前，蔡锷已经官拜民国政|府一级上将；而蒋百里直到十年后，还只挂着个中将，只是在死后追赠的上将。
从武功上讲，蔡锷身经百战，功勋累累，其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蔡锷之名气，也在此役后家喻户晓，为其一生军事生涯之巅峰。后世上的朱德总司令与刘伯承元帅，此时都在他麾下为一小将：而蒋百里一生从未有机会亲自带兵作战，在战术上殊有建树。
在战略上，则是蒋百里之强项，但要恐怕归功于其比之蔡锷之长寿（虽然正史上蒋百里也只活了56岁，但比37岁的蔡锷则又有了岁月沉积与历史演进的优势，参考蒋在1936年才大致完成其“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着名“持久战”奠基人的理论《国防论》）。他的贡献，恐怕还是其桃李满天下的军中子弟吧。
而蔡锷则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并加以总结，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中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从这一点讲，蔡锷对中国的国情的了解是相当精到和独特的，丝毫不亚于蒋百里，或者说是蒋百里后来理论的补充----毕竟蒋百里提供了中国在大方向上必胜的论证，而蔡锷则指导了中国如何胜的难题。两者的结合，大概便是后来毛爷爷的《论持久战》、《论游击战》的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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