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的声音太小了，因为他的名望太弱了，弱到他只能沦为辜鸿铭的陪衬，成为被北大师生们讥讽的“另一个疯子”。但是也因为如此，辜鸿铭对这位半路杀出来的“知音”还是很引以为得意的，另外完全没有留洋经历的张汉卿对西洋文学的理解远胜同代人，这让自诩“历经四洋”----“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辜鸿铭都赞叹不已的，誉为神童。若不是相处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位“神童”完全不想吃文学这碗饭，说不定张汉卿能够成为他的关门弟子----文学功底不如辜鸿铭这位大家是自然的，但是无论在对西洋文学的见识、理解上，张汉卿自有其独到之处，毕竟，上百年的经历在那里摆着呢。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袁世凯称帝，一直盛行一种思潮----想通过国家的力量，通过强权的力量和最大限度地实行社会总动员，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独立的国家。这么一条思路叫作“国家主义思潮”，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辜鸿铭为代表提出了“尊孔教”。
这对张汉卿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极端。连二十一世纪的广告都游行“中西医结合疗效好”，一昧地崇洋或者尊中都对治疗中国沉疴不利。不能否认的是，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的科技能力飞跃，经济和工业实力大增，中国目前要赶上它们中的强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所以有后世的“改革开放”以吸引外资和技术。论科学技术，中国要学外国。
但是中国儒家文化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的沉淀，除去部分糟粕外，对于形成和谐社会和健康风气是大有好处的，文化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化像一个大烘炉融合了历史上一切与它有交集的外来文化，通过包容与兼蓄，形成了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也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论文化优点，中国堪为万国之师。
强大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除了军事、工业、科技、经济的强大，也应该在心理上强大，这就是一种文化的自信。以中为体，以西为用，是达到这个目标的简要描述。现在，怎么可以在硬实力不足时把软实力自废武功呢？
所以过不了多久张汉卿在北大又成了新的奇葩：他既赞同辜鸿铭对中华文化的吹捧，又反对把儒教上升到国教的程度，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举双手支持向国外“师夷技”，让辜大师很受伤。
但是新文化的萌芽者们也不用得意，特别是以钱玄同为代表的鼓吹“废汉字”的一拨宗师级的人物们，张汉卿也是暴起而抨击的，不过他的方式很特别，也很幽默。
在一次钱玄同上课时，作为旁听生的张汉卿递去一张纸条：“先生，我知道您一直有一个宏大的想法，要把汉字拼音化、罗马字母化，学生对此不敢苟同。但是论学术，学生是万万不敢望先生的项背的，所以我用罗马字母写了一个故事，请先生把意思教导学生。如果先生能够解答出来，学生自然认为汉字拼音化可行，否则是打死也不敢接受的…”
学生们都笑起来，在尊师重教的时代，学生当众考老师是需要勇气的，当然对于活跃课堂气氛也极有好处，于是课堂上开始充斥着快活的空气。
这时的北大，学术氛围已经开始浓厚了；这时的大学，教授是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这时的课堂，学生是可以公然质疑老师而被提倡的；这时的教授，是真的能够抛开个人偏见去进行学术交流的。尽管和辜鸿铭思想对立，尽管面对的是与辜鸿铭穿一条裤子的学生，钱玄同还是很欣然地接受了挑战。当然，除了必须应战之外，他还是很有底气的，必须他本来就是一个语言学的大师。
张汉卿交给他的是由一大串同一个拼音组成的“shi”群，标题5个字，全文96字。
这其实是他偷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很出名的一篇设限文章《施氏食狮史》，作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在三十年代的戏作，通篇只用一个汉字音节来叙述一件事。张汉卿相信，文章用汉字都能看得懂，但看拼音或只听发音，是无论如何也听不懂的。除了中文，怕是再无其他语言能做到了。
果然，钱玄同即使是中国后来最出色的文字音韵学家，短时间内也完全看不懂这天书一样的“文章”。以他的文字功底，只要给个一段时间，也许能够做一篇全新的“shi”篇。但此时此刻，他无能为力，他诚实地回答说：“我做不出来。”
一瞬间张汉卿对他的景仰如涛涛江水连绵不绝。作为一名北大教授，坦然直说其短而不顾忌众多的学生在场会不会影响他的名声，这是很了不得的气度，在后世是不可想象的。相信在二十一世纪，如果老师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恐怕会当场发飙：“从哪里找来这么无聊的问题！与课题有关么？”更有甚者，觉得受到侮辱或挑衅的老师教授们难保不愤怒地用武力代替文功：“再不允许你上我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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