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继续道：“边疆游牧民族狡诈而凶残，打起战来也是不要命的。御林军新成立也是一支新军，战士们没有打过什么大战，硬战，这是软肋。”刘丹道，“我们的军队还很年轻，你们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将来我们要和西突厥、星月教硬碰硬干一仗，最后的结果会怎样还说不定呢。俗话说‘艺高人胆大’，没有高强的军事本领就不会有顽强的战斗作风。军事训练的过程，既是练就技能、战法的过程，也是练就作风的过程。你们将来如果进了御林军，带兵打仗，平时要多深入基层，了解战士们的思想动态，练兵养兵，其实养兵比练兵还重要，要和战士们同甘共苦，才能得到战士们的衷心拥护。”
一席话说得众人心服口服，茅塞顿开，唐九郎能打开这个一个大局面，果然有两下子。唐志也苦口婆心，希望能影响带动一大批人。世界上没有万世的帝国，万世的传承也很少，刘丹也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只是想建立一个相对好的制度，给后世打下一个相对好的基础。
崔家子弟知道唐志的很多学问都是来自于英格兰和亚特兰蒂斯大陆，于是问起了那个神奇大陆的奇闻轶事。
唐志当然是信口开河了，把西欧大航海、血腥的资本积累、英国和西班牙无敌舰队海战等等精彩故事都拿出来，把这些土着唬得一愣一愣的。说着说着，他突然想编写一本《西洋列国志》，把《大国崛起》和明清的历史全部搬到亚特兰蒂斯大陆，让他们见识见识近代工业文明和海外殖民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让他们也睁眼看世界。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段历史可以让他们直观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这头怪兽出来的时候，将给世界带了多么巨大的改变和灾难。
这场从西欧开始兴起的历史变革对亚洲两个超级大国产生了及其深刻的影响，一个是西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一个是东亚的我大清。因为奥斯曼帝国离西方最近，受到的冲击最早，被称为西亚病夫，后来列强到了震旦，于是东亚也成了另一个病夫。两者同样是老大帝国，同样受到冲击，同样决心变法，但是最终采取的方式不同，最终导致不同的结果。
震旦有个新文化运动，土耳其有个凯末尔世俗改革，把两者作一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到共和国的过渡，就如震旦从大清到共和的转变一样的艰难曲折；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将军就如震旦的胡适、鲁迅等知识精英一样，希望以对传统文化破旧立新的态度来救国存亡、重振民族信心。
这两个国家曲折的现代化进程，都令其根深蒂固的社会系统和价值系统逐渐解体，滋生了其国内因传统文化缺失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破旧而难立新，破旧而未立新。”虽然土耳其和震旦的精英们都以“向西看”为目标，致力于摒除本国传统旧文化，不断地普及西方的新文化，但他们都未能如愿地以西方的价值观，完全替代本国的传统价值观，或者产生新旧融合的新价值体系。这两段艰难“向西”的进程折射出了这两个曾经灿烂辉煌的古老文明在现代化洪流中的徘徊与困境。
学习西方先进军事制度的精英最终掌握了土耳其的政权，其代表人物就是凯末尔。他认为西方的强大来源于其先进的政治制度，而西方的政治制度又是建立在他们政教分离和世俗化社会的基础之上。所以按照他的愿景，土耳其若要走出二战失利与帝国解体的阴霾，必先开展社会与文化的世俗化进程。
与凯末尔的逻辑相同，震旦国内知识人广泛认为，西方的军事强大来源于其政治体制的优越，而其政治体制又是建立在其“优越”的文化基础之上。由于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涉及到宗教、语言、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由知识精英推动、以对待语言教育和传统宗教为中心的改革倡导。
凯末尔废除官方和民间传统宗教组织的决定，与震旦知识精英等对儒家伦理的批评十分类似。奥斯曼帝国的宗教不仅有宗教上的意义，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充当了传统伦理观的道德标准。
虽然儒家并不同于土耳其等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但是儒家价值是两千年来维系着中国民间社会的精神力量，其概念已经渗入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政治上，凯末尔以军队为后盾，顶住巨大的压力，废除了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从而彻底瓦解了宗教权威的基础。
在法制上，他废除了宗教法，取缔了宗教法庭，颁布了以民主共和制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宪法，建立了以欧洲大陆法系为蓝本的现代化法律体系。
在教育上，他用现代化的世俗教育取代了神学教育，以国家法令的形式规定学校必须在监督之下教授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和思维方式。废除了阿拉伯字母，土耳其语改用拉丁字母，一切出版物禁止使用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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