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这种情况刘旭早有预料。刘旭种牛痘之后，身体确实有些不适，不过创口在结疤之后，心里有底了。不久，他到城里找到唐志，希望公开这个方法。唐志把他安排在得月楼，问他今后的打算。刘旭非常清楚自己的状况，写诗词的天赋有限，对于经文不算精通，除非有人提携，想科举出头难度很大。这次唐志把种牛痘的方法交给他，可以说是帮了他很大的忙，凭借这个方子出名是很容易的，也许能捞一个官当当。刘旭在唐志面前倒没有藏着掖着，把自己的情况和打算对唐志开诚布公，“九郎能把这份功劳交给我，这份恩德小弟永身不忘。”
好嘛，认自己做大哥了，这份机灵劲就很不错。
唐志道：“还有另一条路可供选择，想不想试试？”
“兄长教我。”
“你把方子公开的时候，顺便交上一份策论，《摊丁入亩论》。”
唐志详细给刘旭讲解摊丁入亩的方法。摊丁入亩是后世清朝政府实施的，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标志着中国实行两千多年人头税（丁税）的废除。这一制度的实行，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了人口增长。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生自由，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赋税规则的简化减少了官府打马虎眼任意加税的可能。
摊丁入亩的实施，直接导致中国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从乾隆6年（1740年）人口突破1亿，到乾隆57年（1790年）突破3亿，再到道光14年（1834年）全国人口突破4亿，占世界人口超40%，奠定了中国人口大国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形成一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自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便轮回往返，一次次治乱反复而几无穷已。史家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所有的说法都有其道理，都能解释部分甚至很多事实。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从经济层面来观察，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事实就是：每一王朝在其后期形成的强大既得利益阶层给国家税收带来的巨额损失，在掏空了国家的公共财政的同时也摧毁了王朝的统治大厦。这一既得利益阶层与国家公共财政之间的紧张，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其影响极其深远。
每一代王朝在建制伊始，都通过打倒原有大地产拥有者、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基本能够按照人口来平均。平均土地的结果，是在国家形成自耕农阶层，这一阶层占据着农民的大多数。
自耕农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一个天灾人祸，一个疾病，自耕农就要破产，只有出卖自己的土地，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发生。这一过程通常时间都不长，到帝国后期，慢慢就形成佃农和农奴占据着农民的多数、而自耕农逐渐沦为少数的境地。
社会财富总是按照马太效应发展，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而在农业社会中，财富的主要标志就是土地占有量，那些与政治权力相勾结的大地主，在经历几代皇帝之后，一般很快就通过自耕农的破产而积累起大量的地产，相反，自耕农阶层在日益加重的徭役赋税和失去自己的土地主权而成为大地主的附庸。
这时就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地主和官僚阶层掌握和隐瞒了了大量土地和人口，导致朝廷税收减少，所以对自耕农和佃农加税，而他们没有或者很少土地，根本负担不起越来越重的赋税，这时候社会动荡不可避免，旧的社会秩序被暴力推翻，优胜者上台，重新分配土地，然后又开始这个循环。
摊丁入亩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人头税和徭役杂税都摊入田地中，谁占有土地谁就要多缴税，这样减轻了无地农民的负担，对于土地兼并有抑制作用，同时提高了人们生育孩子的积极性。宋朝的时候，在一些土地匮乏的地区如福建，很多人把新生儿溺死，因为没有土地来养活。有些世家对于后辈子孙，特别是嫡系子孙的繁殖有很大的限制，多生就意味着土地分散，这对于家族的凝聚力是不利的。
除了摊丁入亩，唐志还拿出《保甲法》作为摊丁入亩的辅助措施。秦汉时期确立郡县制开始，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统治只到县级政权为止，即“王权止于县政”。县以下的广大乡村，一般由地方自治，为宗族势力把持。
在科举制度盛行以前，门阀世家可谓根深蒂固，整个天下绝大多数的人才都出自世家门阀，尤其是汉末至唐初，世家门阀兴盛到极点，他们主宰王朝更替，影响天下兴衰。真真切切做到“没有千年的王朝，却有千年的世家。”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口，把持朝政和地方政权，任用亲信，成为依附社会的吸血虫。
广大的农村地区被各地的宗族控制，宗族有自己的族长、成员、族产、祠堂、族规、私塾，类似于一个小社会，可以不依赖政府而独立运行，而政府为了贯彻“移孝作忠”的政策，同时也出于避免麻烦、节省行政成本、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会给与宗族一定的自治权。但是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及其恶劣的后果，就是村民依附宗族而不是依附国家，个人出了事情宗族会管，所以他们心里只有族群而没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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