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在孔子看来，搞技术的都是小人，大人物都是搞仁义的，好像只要行仁政，好像什么事都可以搞掂。
到了孟子这里就来个“五十里而王。”50里地行仁政就可以称王。那不扯淡吗？你50十里地行仁政，你是君子，是圣人，老百姓都往你这里跑，显得我们这些大国之君都是小人、昏君，那留着你干嘛？早早把你灭了！
法家就更扯淡了，韩非子甚至搞出一个五蠹学说，认为这五种人无益于耕战，就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把工商业者作为五蠹之一，可见法家是多么的愚蠢和狭隘。
佛家在印度其实还是讲技术的，古印度非常强调五明，五门学科涵盖了当时世界所有的知识体系：一内明、二因明、三声明、四医明、五巧明。内明为求自解学（自己悟道明理）；因明为伏外执学（降伏外道）；声明为令他信学（传播佛法）；医明为所治方学（治病救人）；巧明为摄一切众生（摄收众生）。
其中工巧明就是科学技术，包括的范围很广：农，商，事王，书、标、计度、数、印，占相，咒术，营造（雕塑），生成（豢养六畜等），防那（纺织、编织、缝纫），和合（调解争讼），成熟（饮食业），音乐等十二种均属此。
释迦佛做王子的时候跟几个哲人学习世间的科学技术，印度的高僧很多是大学问家，不过佛教传到咱们这里就变味了。有些和尚也会学医，学因明，有些人学起了士大夫吟诗作画喝茶。大多数人除了念经，其他都不学，根本不讲工巧明，对于世间的学问也是一味地漠不关心。
印度的大和尚都是有渊博知识的，被称为“班智达”，意思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佛陀有个名号为正遍知，就是世界上的一些事情都能明白无误地知道。你要想成就佛陀就需要修炼菩萨的六度万行，成就一切种智。万行就是修行的行门很多，行门有有八万四千种，每一门都是学问，菩萨都要学习。
虽然佛家讲空，讲不着相，但是佛家讲的空和道家讲的无不是一回事。道家排斥科学技术，说他们是奇技淫巧，佛家不排斥，佛家只是叫你不要着相，不要被世间的技巧、智慧迷惑住了，叫你要“于相而离相”，要成为这些技术的主人，不要成为他们的奴隶。要学好技术为我所用，不要让这些知识把你指挥得团团转，世间的学问、钱财亦复如是。
到了近代西方入侵，最后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道释儒毫无应对之策，反而成为保守势力反对变革的工具。最后来了个青年运动，砸烂孔家店，把道释儒三家全部推倒在地，一地鸡毛。
再到后来，大家发现西方文化对于震旦冲击太大，很多社会思想道德问题都暴露出来，最后发现还是要回归传统文化，所以这三家又起来了，于是各种讲坛出来了。
因为儒家、法家和道家的这些缺陷，极度蔑视技术，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工商业者的地位低下。震旦的知识精英全部精力都去钻研形而上的圣人之道和诗书琴画，没有人去关心科学技术。
英国学者李约瑟（1900-1995）在其编着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一个“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在这个问题之前可能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李约瑟之前，中国没有人写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而需要一个外国人来描述？也许这个问题的结论就是前一个难题的答案。
即是到了21世纪，钱老提出一个问题：“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着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
有人很天真，带着全套的技术穿越，然后造枪炮，练兵，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大航海称霸世界。然后呢？你死了之后，你的所有发明最后都被西方学去了，他们的知识精英和传统文化都扑在科学技术上，你的发明最多是一战的水平，他们拿着二战的装备来争夺殖民地，最后华国很可能像鹰国一样海外殖民地土崩瓦解，而华国大地就会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在战后被肢解。
这时震旦的领袖又能有什么作为呢？也许就像土耳其总统塔伊普?埃尔多安的复兴奥斯曼帝国计划一样，来一个大华国复兴计划？你这是振兴震旦还是把震旦拖入分裂的深渊？
华国文化内的重农轻商的因子不清除，华国大地永远也摆脱不了被蹂躏的命运，要不是震旦命不该绝，出了个太祖带着民族突出重围，真不知道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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