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书房。
永隆帝沉浸在一种莫名的喜悦和焦虑交混的情绪感情状态中。
冯紫英给他带来的消息实在触动太大，哪怕是之前他从柴恪哪里知晓了一些情况，但是也远不及和冯紫英交谈获得的内容来得丰富多彩。
开海——举债，还有特许金这个从未接触过的新词儿，都让他感到无比的新鲜和好奇，当然最感兴趣还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或许这一回一次性就能获得数百万两的银子，而且以后每年都能从市舶司的“海税”这一新税种中获得不低于一百万两的收益。
这是冯紫英给他的大略估计，当然冯紫英也和他说清楚了，这可能要在几年后海贸规模达到相当程度之后才能获得。
从各个方面反馈回来的消息都还算乐观，虽然南北士人对开海之略都还有分歧和意见，但分歧焦点更多的开始向这笔举债收入的使用方向。
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大家已经潜意识的接受了开海这一点，而着眼于开海之利的归属分配了。
户部尚书郑继芝显然得到了消息，要求觐见，但是永隆帝还不打算见对方。
这厮一直闹着要致仕，永隆帝也早就腻烦了对方，但却苦于没有更合适的人来接任，所以只能一拖再拖。
但现在这厮得到消息便马上变得兴致高昂，半句不提致仕之事，显然是对这笔举债所获银子有所“企图”。
永隆帝也承认郑继芝或许不是一个优秀的户部尚书，但是却也算是一个勉强合格的户部尚书。
如冯紫英所言，一个优秀的户部尚书应当是既要善于节流，更要善于开源，当然这可能更应该是内阁的事情，但是户部尚书理应向内阁和皇上提出更多的开源方略来，这才是一个优秀户部尚书所为。
郑继芝在节流方面做得差强人意，但是在开源方面却是毫无建树，甚至连永隆帝都还知道采取设立矿监税监的方式来谋求为大周日益枯竭的国库添砖加瓦，哪怕为此背负骂名，但郑继芝却是束手无策。
在冯紫英看来，设立矿矿监税监并非全错，之所以招来这么大骂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还是因为这种税监矿监设立是缘于永隆帝采取下中旨派内侍的方式设立，绕过了内阁和户部。
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不合法的，而内侍素质的低劣直接导致了这种恶果放大了无数倍。
另外还有一些原因则是源于从前明开始的对商税税率设立的不科学性和随意性，使得商税在很多人眼中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甚至是与民争利的东西，而涉及到的利益群体——商贾乃至商帮，往往又是和朝中许多重臣官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会将这种反对意见和态度放大，或者更为激烈。
永隆帝已经很久么有这种亢奋的状态了。
这几年里，他几乎都是保持着一种一板一眼循规蹈矩的状态，就是要避免被人抓住把柄漏洞，但眼下的局面却又不容得他毫无作为，那一样可能会让很多人失望，甚至抛弃自己。
所以他力图找到既能避免过多攻讦，但是却又能振奋人心的举措，只不过这种事情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而且几乎都和银子有关系，没有银子，你便是想干什么都只能徒呼奈何。
但这一次他终于等到了。
谁都没想到这样一个机缘居然是因为宁夏镇的叛乱带来的，原本让他几乎要一夜白头的麻烦事儿，居然被演变成这样，不能不让他在深夜里都暗自祈福，这是上苍垂顾自己，让自己这个皇位能更稳固。
忍不住又翻看了冯紫英带进宫来的这一份奏折。
准确的说不算是奏折，冯紫英还不是正式官员，也无权上奏折。
这应该是一篇对开海和举债的一些建议性文章，如果不出意外，下一期乃至下下一期的《内参》都会陆续刊载这一类相关的文章。
细细品读，永隆帝认真地咀嚼着其中精义，开海设立市舶司不应局限于一两处，这一点冯紫英专门和永隆帝解释过，也不能只局限于北方，像登莱就应该要纳入其中，对朝鲜和日本的海贸应当要从一开始就重视起来。
这让永隆帝也很好奇。
海贸都知道盛于闽浙，其次才是两广和南直隶，而且主要贸易方向都是南洋和盘踞在南洋的西夷人。
山东这边海贸并不发达，永隆帝一度认为是不是因为冯紫英籍贯山东所以替家乡考虑，但是从平衡南北赢得北方士人的支持来说，鼓励山东的海贸也是极有必要的。
但冯紫英在文章中提出了对日本和朝鲜海贸的重要性，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对于大周拥有巨大生产能力的瓷器、纸张、茶叶、丝绸等物资可以有着巨大的接受能力，同时来自日本的铜、银则是大周最奇缺的物资，这种贸易可以极大的互补双方需求，实现平衡。
永隆帝隐隐感觉到了冯紫英从对朝鲜、日本贸易体现出来的一种意图，或者说是野心，那就是要重新将日本和朝鲜纳入藩属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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