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欧洲时，也一直关注着国内的政局，谈起过南方的领袖人物，总得说来，他对蒋介石还是有好感的。他说过：“广州的领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与Borodin我没有见过。……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
当然，从不跟风和盲从的胡适，在对蒋某人寄以厚望的同时，显然是有所保留的。
在日本的这段时间，胡适仔细读了那几个月的报纸，了解国内的情况，他后来说过，他理解吴稚晖等一班文人出来主张“清党反.共”，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显然，这个时候的胡适，和蔡元培一样，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
有一天，在帝国大旅馆里，胡适遇着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先生(Manly O. Hudson)。谈话间，赫贞说他在上海与宋子文交谈过，认为“最近中国的政变是一个大反动!”
胡适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曾为蒋介石辩护，说：“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道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似乎不像宋子文先生说的那样简单吧？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按，即吴稚晖)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胡适对吴稚晖、蔡元培是信赖的，认定他们不会轻率做出选择。
在日本观望了20余天后，胡适对国内风云变幻的政局大致有了认识，心里有了一些底数，想到自己的很多友人，诸如蔡元培、吴稚晖等，都得到了重用，觉得自己不至于被怎么样。便订了船票，决定回国。
1927年5月17日，胡适从日本回到上海。下船就收到顾颉刚的一封长信。
顾在信中，说：“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为他们而累及先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
顾颉刚在“万勿到北京去”几个字的下面，都加有密圈，可见他是多么担心自己敬爱的老师的安全。
也难怪，胡适曾为陈炯明仗义执言，曾鼓吹“好政府主义”，当过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这些都可以当作“反革命”行为看。而他在北京的朋友，又多为军阀的僚属和政客。在这国民革命的热浪中，“反革命”的罪名逃得掉吗？胡适自己也清楚，北京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回的，他只能留在上海。
那时的北洋政府，已是风雨飘摇，财源早已枯竭。北京各大学长时间发不出薪金，教员生活状况糟。政治环境也很恶劣，连续发生“三一八”惨案等多起屠杀请愿学生和民众的事件。
此时，大批文化人便纷纷南下逃荒避难，或投效革命，或寻求新的栖身之所。原来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的一班人马也纷纷南下，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饶孟侃、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及潘光旦、邵洵美等新老社员，都先后汇聚于上海。
新月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个文学社团，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追求进步，参加者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林徽因等人。
社名是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意在以“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现代评论》，是一本综合周刊，1924年12月13日在北京创刊，王世杰负责编辑，主要撰稿人有燕树棠、高一涵、周鲠生、陈西滢、陈翰笙、张奚若、李四光、胡适、唐有壬等，多为留学英、美的教授学者。徐志摩、丁西林、凌叔华、闻一多、沈从文、胡也频等亦有文学创作在该刊发表。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等各方面。
这些文人聚到一起就要做些文人干的事，爱张罗事的徐志摩见到从日本取道回国的胡适，觉得机不可失。
胡适曾于1923年左右参与新月社的早期活动，是当时的主要成员之一。此时，闻一多、赵太侔、余上沅、梁实秋、饶孟侃等人已陆续来到上海，而潘光旦、张禹九、刘英士等人也新从海外归来，故友新知的怂恿和支持使办《晨报》副刊办到灰心的徐志摩，重新燃起了开书店办杂志的热望，希冀着拥有自己的一块文学阵地。
刊登在《申报》上的《新月书店启事》，委实道出了新月同人的这种迫切心情：“我们许多朋友，有的写了书没有适当的地方印行，有的搁了笔已经好久了。要鼓励出版事业，我们发起组织新月书店，一方面印书，一方面代售。预备出版的书，都经过严格的审查，贩来代售的书，也经过郑重的考虑。如果因此能在教育和文化上有点贡献，那就是我们的荣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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