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到北京，本是讨饷。原来北京驻军共有四师，第十五师（师长刘询）与第九师（师长魏宗瀚）驻防南苑，第十三师（师长陈进才）与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驻防北苑。
北京政.府在皖系与安福系的控制下，对冯所节制的第十五师颇为歧视，积欠军饷达七个月。
皖系企图用经济困杀这支冯的军队，迫使这支军队因领不到饷而哗变，然后以叛军罪名勒令解散。
第十五师为活下去，曾一度有向商家“借饷”的酝酿。
冯死后的第二天，第十五师便有不稳的消息，到了一九二零年一月初风声更紧。
前门外廊房头条胡同、大栅栏、前门大街一带酒店纷纷关市，以防变兵前来“借饷”。北京政.府得报后，急忙下令关闭永定门，将城内与南苑的电话网割断，并令第九师严密监视第十五师。
后经王士珍出面调解，由财政部紧急拨发军饷六十万，风潮才告平息。
第十五、十六两师在冯死后改由陆军部直接指挥，第十六师由南京移驻张家口，师长王廷祯被提升为察哈尔都统，冯的直属卫队六营则予以解散。
北洋大势，在袁世凯死后即一分为二，二分为三。二是直系和皖系，直系以冯国璋为首脑，曹锟为副，长江三督为骨干。皖系以段祺瑞为首脑，徐树铮为中心，靳云鹏、段芝贵、倪嗣冲、张敬尧、傅良佐、吴光新等都是大将。二而三是又添了一个奉系，后来居上，鼎足而三。奉系首脑是张作霖，王永江为谋主，杨宇霆、郭松龄、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等都是中坚。
直系在冯国璋死后，曹锟自然成为首领，就连直系中举足轻重的长江三督也唯曹马首是瞻。而曹之所以 能稳坐第一把交椅，得力于他的爱将吴佩孚。
吴虽是一名师长，但他善审时度势，一言一行都引起全国的关注。
段祺瑞本可以成为袁世凯的继承人，成为整个北洋派的领袖。只因他过于刚愎，不能容物，又偏信徐树铮，遂失去很多人的拥戴，只好巩固皖系以自重。徐树铮自然是个角色，可惜太过专横，又太露锋芒，他对段的贡献最大，也最拖累段。至于傅良佐、吴光新、张敬尧之辈，可以说都是段的负担。
奉系的崛起，首先是占了地利，加上段祺瑞在和冯国璋明争暗斗时，徐树铮拉张作霖和奉军来对付直系，这便给奉系一个壮大的机会。张作霖和皖系在互相利用过程中，占了极大的便宜，这使得他的野心也快速增长起来。
当张觉得自己力量已可独行时，便不愿再继续做为皖系摇旗呐喊的角色了。为摆脱皖系的控制，奉系打出的旗帜是清算徐树铮。
和当年的袁世凯一样，段祺瑞鉴于皖系的日益没落，决定另辟新经，利用日本借款和日本军火训练新军（参战军），作为自己将来统一天下的本钱。段在北洋派系以外成立参战军，其动机和目的，与袁世凯当年成立模范军是一样的。
民国八年六月，参战军改名边防军，后来发展到三个师四个混成旅。
外蒙古撤治后，徐树铮俨然以“西北王”自居，与“东北王”张作霖分庭抗礼，这一来逼着张作霖去联合直系。
张作霖和曹锟本来是两雄不并立的，现在为了对付徐树铮而联合起来。因为徐树铮太可怕了，他曾杀害过直系的幕后军师陆建章，曾拉拢过张的部下孙烈臣，也曾着意勾结曹的爱将吴佩孚。
张作霖和曹锟都认为：“此人万万不可得志，此人若得志，吾辈将无噍类矣”。
由于曹张的联合，直隶、江苏、湖北、江西四省和东三省共计七省便成立了反皖系的同盟。
七省同盟开始时并不反对段，他们的口号是“清君侧”，就是反对段身边的徐树铮。他们希望段祺瑞能够亲贤人而远小人。这所谓的小人就是指的徐树铮。
在袁世凯时代，徐世昌就认定徐树铮是个可怕人物，大徐和小徐从来没有相好过。七省联盟便因此而得到徐世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段祺瑞和小徐是无法分开的。段的新“边防军”是小徐一手建立，同时抓在小徐手中，而安福国会又是小徐一手包办而加以控制。如果离开了徐树铮，段其实就是解除自己的武装，等于“自毁长城”。
段既然不能接受七省联盟的要求——清君侧，于是局势就恶化到不可收拾，因为七省联盟的目的达不到，只好走极端。
此时，皖系还有一个不幸之事，安徽督军倪嗣冲病入膏肓。
倪虽算不上是一个多出色的人物，但在皖系中，比起吴光新和傅良佐总算成器多了。当年对付冯国璋时，督军团便是以倪嗣冲为先锋。
倪在病危中，段想派段芝贵继任安徽督军，徐世昌则主张起用淮军老将姜桂题。
徐段意见既不统一，老徐遂决定倪嗣冲一天不死，便一天不开缺，也不补人。
七省联盟中充当先锋任务又落到吴佩孚头上，吴在一九一九年秋天起，就一再电请撤防北归，北京政.府一直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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