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中，警察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据当时记者报道，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散去。
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了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
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事实上，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其时，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五十多处受伤，在场有几十个带枪军警。
章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步兵统领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证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证。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证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其实在五四之时，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据张.鸣《北洋裂变》一书介绍，当时的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称他们“纯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把运动平息下去。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
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回忆，当时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和中南海，要求见大总统徐世昌。
徐世昌避而不见，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奉劝学生：“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
但学生坚决不肯，一直耗着，接着开始有民众加入到请愿行列。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洋车工人，他们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钱都拿出来给学生买烧饼、茶水。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出面奉劝学生，态度可说相当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
学生的回答更调皮：“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
吴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位秩序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学生都尽量与军警避免冲突，而多数军警也以“不作为”的方式暗中支持学生的运动。可见当时的人心所向。
五四运动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写道：
“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
“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倚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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