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段祺瑞的日子也不好过。外是全国性的反日，反对向日本借款；内里是北洋派乃至皖系内部的，因各自私利驱使而相互猜疑、相互倾轧。段深深感到旧的北洋派已经病入膏肓，没有指望了，因此而决定，加速建立自己的直接武装。
遂命徐树铮在小站，以参加欧战的名义，先建立起参战军三个混成旅，希望借此达到重编新军的愿望。
曹锟越来越感觉到徐树铮的手段过于毒辣，不能不对其深怀戒心。
但是，徐树铮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副总统问题一定照原约办理，决无变更。徐树铮还说：今后并不要求他再到汉口主持军事，只要不反对第五期作战计划，让别人去打，副总统就可稳稳到手。
吃了这颗“定心丸”， 曹锟又半信半疑了。
七月二十八日张作霖到了天津。三十日张怀芝也到了天津。
三十一日督军团又在天津举行会议，这一次张作霖亲自参加了督军团会议。其他参加者是：曹锟、张怀芝、徐树铮、倪嗣冲、田中玉、龙济光等。长江三督仍未派代表出席，倪嗣冲是接到徐树铮密电于当天赶到的。
这次天津会议是继续讨论总统问题和南征问题。张作霖赞成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而且力推段祺瑞为副总统。
明知段无意于这个副总统，张作霖为什么还要如此卖力地劝进呢？其实，正因为段没这个心思，张才来这么一出，原来，是他自己看好了副总统这个位置。他此举是想通过这次会议推举一个副总统，段不干他不就有机会了。
事情明摆着，谁也不傻，都看得清楚。倪嗣冲怕会议造成僵局，赶忙建议副总统人选暂时不作决定，留待给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
这个意见是徐树铮借倪嗣冲口提出来的。因为徐树铮原已答应过曹锟，自不便食言。发现张作霖窥视副总统的位置，又想用这个位子笼络张作霖，借以鼓励张作霖把奉军全部调赴南方作战。而副总统位置“留待给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又可以用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和他的直军继续对南作战，岂不两全其美！
至于将来怎么办，小徐可管不得那么多。
曹锟本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副总统候选人，而且徐树铮已经表示过，只要他不反对对南作战就够了，并不需要他积极南征。
但风云突变，这次的天津会议却把副总统留给征南有功者，张作霖又在旁虎视耽耽。
另一方面，他自己的大将吴佩孚已拒绝作战，并和南军订立了停战协定。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他想战就能战的了。这样一来，他如何能成为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
天津会议一致决议，劝告曹锟南下立功。
曹锟一方面舍不得放弃副总统位子，另一方面又接到吴佩孚密电，阻止他南下，使他进退两难。
这个布贩出身的老实人也有一手，在进退两难中想出了应付的办法。
他一方面答应南下，一方面又提出三个条件：（一）中央预筹军费；（二）规定四省经略使职权；（三）军火暂由奉天借拨，并须取得德州、上海、汉阳三个兵工厂的管理权。
曹锟料到北京政.府对这三个条件难于接受，这样他便可借词推延南下的日期。
他深深觉得自己是被骗了。在他看来，他如果真的南下，则张作霖一定乘机“深耕”北京政.权。张作霖是他最大的威胁，有取副总统的野心，同时也是除他以外唯一的人选。
段祺瑞派车接曹锟赴京详谈，曹竟予以拒绝。
在这次天津会议中讨论对南作战时，谁在先谁在后也各有歧见。张作霖既然积极，各省督军就主张以奉军为前方主力，把前线的军队替换下来。
但张作霖的积极只是停留在嘴上，轮到要有行动了，他又建议把奉军当做各路战线的总预备部队，随时应援前方。至于真需要时，他会怎样，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这理所当然遭到各方的反对，耗尽了别人的气力，再由奉军前往接收，当别人是小孩子吗？
于是，这个问题大家便争论不休、你推我赖。
天津会议中，大家一致要求北洋派大团结，对督军本人没参加也没有代表列席的各省则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这明显是针对直系的长江三督，他们没有参加天津会议，也没有派代表列席。
于是，天津会议以全体成员名义去电，征求他们对“南征问题”有何意见？请他们迅速答复。
长江三督很快回答说：毫无意见，只愿意保境安民。
这次的天津会议虽有张作霖亲自参加，但除了争执，什么事都无法议决。各省军阀在此期间，唯一一致的是向北京政.府索取军饷，他们开出来的数目是一千五百万元。
没有钱当然不能打仗，于是段内阁便忙于在“钱”上面动脑筋。
财政总长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二亿四千万元，向朝鲜银行借款八千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金币券代表的货币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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