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四日，很少过来的段祺瑞忽然来到了总统府，亲自请总统在免孙洪伊的命令上盖印。黎元洪仍然拒绝。
段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嚷道：“总统不肯免孙伯兰的职，就请免我的职吧！”
黎元洪也很生气，但他实在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便退一步说：“可以让伯兰自动辞职，免职令还是不下的好。”
但是，孙洪伊则坚决表示：除非总统下令免职，自己决不自动辞职。
十月二十七日，黎元洪请参谋总长王士珍与孙洪伊同到公府来商量此事。王士珍劝孙让步，以一个专使的名义出洋考察，不开去内务总长的职，由次长代理部务，以便和缓政潮。孙洪伊还是不肯让步，当即表示不愿出洋。
当孙洪伊的问题僵持不下时，国会中韬园派议员吕复、褚辅成等提出了弹劾院秘书长徐树铮案，并且传出消息，还要拟进一步弹劾国务总理段祺瑞。
徐树铮人虽极跋扈，但胆子并不是很大。看见自己鼓捣起的事闹得太大了，不免心虚胆怯。
随后提出：“只要伯兰辞去内务总长，维持总理的威信，可以调任为全国水利总裁，或者外放省长”。
孙表示：“什么官我都不要，只要维持我的人格。”
段祺瑞听了孙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的话，不禁怒冲冲地说：“好，我们大家都辞职，让孙洪伊一个人去干！”
一方面表示决不辞职，一方面表示不把他逐出内阁就不能维持总理的威信。如果维持了总理的威信，势必又会影响到总统的威信。这个问题处于两难之中，一时间找不出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
有人给黎元洪出主意，电召“隐居”卫辉的徐世昌到北京组织内阁以代段祺瑞。他们认为，段祺瑞的政治资本是北洋派，而徐世昌在北洋派中的资望远在段之上。并且北洋系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张勋对徐抱有特殊好感，以徐代段不会引起很大.麻烦。
黎也觉得傀儡总统和盖印机器做得太苦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干一下，就采纳了这个建议，派王士珍到卫辉迎接徐世昌来。
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徐世昌突然变成“解决时局的中心人物”。北京传出来的消息各种各样，一会儿说徐即将来京，一会儿又说他不肯来。后又传出，徐世昌提出了“拥护元首”、“维持合肥（段祺瑞）”、“不入政界”三个条件，要黎元洪答应后才肯动身。
徐世昌于十一月十六日到北京，既是奉总统之召，但当天并未到公府谒见黎元洪。
十七日，黎元洪放低身段，亲自到五条胡同拜访他，希望从他那里能得到肯定地答复。但徐只向黎说了一些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话，就是不往正题上说。
都是聪明人，有些话不说自明，黎满怀希望而去，十分扫兴而归。
秘书长丁佛言劝黎不要因此灰心，他说：“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徐世昌不会爽爽快快地表示自己愿意做总理。段是个心地狭小的人，先发表命令，必然会负气出走，徐就可以从容上台了”。
丁佛言的话并不能减少黎元洪的忧虑，他心里有数。
有人建议电召冯国璋、陆荣廷来京，作出决议干脆下令免段祺瑞的职，黎元洪对此也态度暧昧。
黎元洪的这些策士们不满于黎这种畏首畏尾的态度，没有取得黎的同意，就擅自打电报给冯国璋，假造“菊老已允出山”的消息，请冯国璋发电为徐世昌出山壮声威。
想不到冯国璋的消息很灵通，早已知道徐世昌不敢取段而代之。而冯自己当选了副总统，正觉得地位在段之上而感到局促不安，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段做姿态。便明确回电说，内阁仍以维持原状为宜。
这样一来，就使黎元洪的逐段计划多了一层阻力。徐世昌就是想出山，也多了一层顾虑。
十七日，徐世昌到府提出府院威信双方兼顾的办法，就是孙洪伊、徐树铮两人同时免职，并且推荐张国淦继任院秘书长。他认为张国淦以前做过府秘书长，又做过段内阁的阁员，这样一个与双方都有良好关系的人继任秘书长，一定能够融洽府院关系。
此时黎既没有勇气拒绝徐世昌的意见，舍此之外又无更妥善的办法，就于二十日下令罢免了孙洪伊的内务总长。
二十二日，徐树铮拿了免他自己职的一道命令入府盖印。黎元洪一面盖了印，一面又动了恻隐之心，要聘徐做公府军事顾问，还说了一些安慰他的好话。
一般人都以为府院政潮因此而告解决，但是段祺瑞不肯罢休。他认为孙洪伊免职仅仅是内阁内部的问题，不能视为府方的让步。院秘书长徐树铮既然去职，府秘书长丁佛言也该去职。
黎本想拒绝段的这个无理要求，可是张勋忽然来一个痛斥丁佛言的电报，显然是有人从中运动。黎只能同意段的要求，二月二十五日派夏寿康继任府秘书长。
丁佛言对失去这个受气的职务倒是没太介意，请辞了秘书长职务后，发表辞职书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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