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的去世，黎元洪悲痛异常，于十一月十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二月四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四次以大总统命令，对蔡锷进行表彰，并决定举行国葬。
蔡锷之丧，全国唁祭，其祭辞和挽联可传者甚多：
孙中山先生：
平生慷慨班都护；
万里间关马伏波。
梁启超：
知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夫人之恸而谁为？
康有为：
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
唐继尧：
所至以整军保民为要图，众论之归，大将慈祥曹武惠；
平时惟读书致用相敦勖，公言不死，秀才忧乐范希文。
丁怀瑾：
成不居首功，败不作亡命，誓师二语，何等光明，故一旅突兴再造共和；
下无逞意见，上无争利权，遗书数言，如斯深切，问举国朝野奚慰英灵？
小凤仙的挽联和祭文都是衡州狂士王血痕所代撰。两副挽联，当时传遍都下。
第一联是：
不幸周郎竟短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第二联是：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蒋方震在蔡死后，由日本发电回国，电文说：
“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为恨。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蔡锷生前对于“治蜀”并不是没有抱负，只因为他在护国起起义时已有言在先，必功成而身退。或许，他是以“不争权利为天下倡”，所以力辞川督。在他给他的老友丁怀瑾函中，曾就“治蜀”一事表示如下的意见：
“蜀虽可为，但民情浇薄，绝不适于从军。若专用外军，屏绝土着，则主客之势互不相容，终成水火矣。弟尝与兄论治蜀非假以十年时光不可，其始也临以雷霆万钧之力，芟夷斩伐，不稍姑息，乱根既尽，民气渐苏，乃嘘以阳和之气，培植而长养之，殊盛业也。”
丁怀瑾（1879 一1956 ) ，字石生，晚年又号石僧，钟英丁家庄人。曾就读大理西云书院，继又赴昆明入云南高等学堂肄业，接受了新知识。
一九零三年丁怀瑾变卖家产，西走缅甸，亲眼看到缅人亡国的惨痛，于是决定剪发易服，东渡日本留学。一九零四年由仰光乘船至横滨转东京，先入志成中学，后考入日本政法大学，是宾川最早的留日学生。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成立同盟会，经张继、吕天民的介绍，丁怀瑾加入同盟会，担任东京支部长。
一九一一 年辛亥革命发生后，留日革命志士纷纷返国。丁怀瑾与志同道合者组织“敢死队”，在上海攻占江南制造局，救出陈其美，并推举陈为沪军都督。丁怀瑾在先锋队任参谋。接着又与苏、浙、沪合组联军，直捣南京，击溃张勋保皇军。
民国建立，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丁怀瑾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司长。袁世凯窃国阴谋日益暴露，丁怀瑾再度赴日本，并在《 民吁报》上号召各界讨袁。
袁世凯称帝，云南首倡护国起义，丁怀瑾又从日本回国，参加蔡锷护国第一军，入川担任军需。沪州纳溪之役，与北洋军鏖战四十八日，粮饷从未发生匾乏。蔡愕就任四川督军时期，有关外交事项丁怀瑾多有参赞。继任富顺县长，颇有政声。
有人或许认为，这个时候的蔡锷已身患重病，是身体情况已不允许他才辞去川督的。如果真这样的认为，恐怕是错了。因为不到最后时刻，几乎没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有自知之明。
对于蔡锷的心意，他的好友丁怀瑾是懂的，因此丁用行动来怀念蔡的遗志——“功成不居，长揖归田”。
蔡东渡前，“丁任四川富顺县长，闻蔡噩耗即辞去县篆，闭门着书，常以蔡的人格和抱负勉励其家人子女，他称道蔡是真正开天辟地的人物。”
古人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可是蔡锷却打破了此例。他的成败功过，不论是友是敌，莫不对他由衷称道，理由很简单：蔡以“天下为己任，却不以天下为己”。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二日，一代伟人蔡锷魂归故里，中.央.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黎元洪接任总统后，他这个总统还是很开通的。但是，让他什么事都不管是不可能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小事可以不管，大事必须过问。
在谈到民主制度和腐败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限制。因为 ，权力本身具有腐蚀作用。如果让权力为所欲为起来，是十分可怕的，不知道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灾难。而没有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则是铁的规律。
对于这样的道理，段祺瑞可能也应该知道。在袁世凯独裁时。他恐怕比谁都希望对袁世凯的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但是，轮到他自己就不一样了，因为被监督和限制，实在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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