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日，首义纪念会场设在前清万寿宫，宴会厅设在抱冰堂。
两个场所附近皆驻军队，旁架机关枪，预防变乱。参加会议的人限制极严，各行政官署、局、所、学堂、军队只准派二名代表入场，其他一概不准入内。
袁世凯这日发布大总统令，授黎元洪勋位。特派哈汉章前来参加武汉的纪念会，并带来授与黎元洪的嘉禾勋章一枚，以及纪念祭文一道。
黎元洪佩戴此嘉禾章，在首义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他赞颂一番“中华民国共和立宪政体”诞生，然后便把民国成立一周年“国基未固，民生未宁，秩序未复，纪纲未振，风俗未淳，奸宄未戢”等等现象主要归咎于闹事的党人。对袁世凯则投桃报李，不惜把辛亥革命的功劳完全归于袁：“元洪得有今日，武昌得有今日，中华民国得有今日，皆我大总统旋乾转坤，与各都督宣战议和。”
黎元洪演说之后，惟恐党人会有非常举动，匆匆离开会场，连国庆宴会也未敢参加。
首义纪念日在机枪、大炮保护之下过去，但局势远未平定。一九一三年阴历年关，又发生“同志乞丐团”的反黎活动。
同志乞丐团的主力是退伍军人。据他们自己说，因“谋生乏术，日食维难，曾上书黎氏求筹生计，被置之不理”。于是以胡某等为首，联合被迫遣散而生活无着的起义官兵组成同志乞丐团，设立事务所，印发传单，共谋乞丐生路。
临近旧历年关，同志乞丐团向各富户告贷年费，于是各“伟人巨子公馆咸有破衣无褐辈”要求资助，此去彼来，络绎不绝，甚有成群结队硬索巨数，不予不走。
黎元洪“惟恐聚众，兹扰来府，别蓄隐谋”，即派人携银一万二千元，交给该发起人按名遣散。同志乞丐团拒却不受。
当黎元洪获悉该团参与革命党人活动，组织秘密机关，准备发难后。黎元洪随即派军警进行抓捕，抄封机关、搜查军械。捕获之人皆由军法处秘密处死。
城内宣布戒严，每日下午二时即闭城门，除军警、宪兵外，又加派正式军队二营公驻各街巷，并加派楚材号军舰逡巡武汉。特饬警厅出示禁放鞭炮，甚至不准商铺停贸闭市，不准举办庆祝活动。
以至商民“无不嗟怨共和反不如专制之自由也”。
湖北轮轨交汇，处于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北军南下可以长驱湘、粤，东进可直捣赣、皖，是“二次革命”爆发前夕孙中山、黄兴力争之省。他们派人游说黎元洪，劝他至少保持中立，“勿惑于袁氏之才略能定大局”。岂料黎却抱定“非袁则乱”宗旨，表示“坚定拥护项城”，“必力助袁总统”，站在袁世凯一边。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宋教仁谋杀案。三月二十五日，湖北革命党人田桐由上海回到武汉，携带一封黄兴致季雨霖、詹大悲、蔡济民、蒋翊武、熊秉坤、蔡汉卿的密信，其中称“遁初惨遭狙击，经据凶手具吐实情，令人骇怒。大憝未除，必滋后悔。吾党同志，务当振奋精神，从新努力”。
两天后，由季雨霖出面，在武昌昙华林宴请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和政界知名人士十多人，会后成立改进团。推季雨霖、熊秉坤、曾尚武为首，以“改进湖北军政，继续努力进行革命事业”为号召，彰明较着“以推翻今政.府为主义”，并散发传单，聚众演说，云“非推倒项城(袁世凯)、黄陂(黎元洪)及诸官僚，吾民终不能享共和幸福”。
改进团由季雨霖、蔡济民、詹大悲、吴醒汉负责“倒黎反袁”军事行动方面的布置，杨王鹏、温楚珩等负责联络和总务。
设秘密机关于汉口碧秀里和武昌大朝街、巡道岭等处。
改进团主要采用请喝酒、叙旧情等方式，联系在军队中担任职务的党人。以他们所掌握的武装为基本力量，同时广泛招纳退伍和失意的闲散军人以及会党群众。又在会党活跃的荆襄一带遍设机关，发展组织，“旬日间拥众数万人”。
五月二十日，改进团的重要成员容景芳正在汉口如寿里请客，被黎元洪的侦探破获，当场逮捕在座的旅、团长多人。接着又侦破改进团的秘密机关多处，捕拿数十人。黎元洪命令秘密处决二十多人，同时下令通缉改进团首要分子季雨霖、熊秉坤等。
季雨霖、蔡济民、詹大悲、吴醒汉、熊秉坤等先后逃离到上海和湖南。
湖北革命党人几经镇压，党人被杀得已差不多寥落殆尽、所剩无几，且难以在湖北立足。因此，在以后的“护国”、“护法”两役中，湖北始终未能掀起大的波澜。
如果说同盟会和民社的相互攻击，是民主阵营的内斗。而湖北的倒黎活动和黎元洪对倒黎势力的镇压，则是民主阵营的自残，自相残杀。在这场恶斗中，黎元洪虽然是被动的一方，是为了自保，但他对党人的血腥杀戮，也肯定是罪责难逃。从此，黎元洪除了泥菩萨外，又有了个新绰号——黎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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