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为黎元洪写下了“智勇深沉”四个大字，高度评价了黎元做事和为人。不久，张之洞向朝廷举荐黎元洪，经张之洞提名，朝廷下旨，黎元洪被提拔为南京炮台的总教习。
他的父亲两次从军，最高成就是当了游击将军，也就是相当于营长，这时候黎元洪在职务上已经超过其父了。不但如此，他还进入了张之洞的决策层，很多的事，张之洞都愿意听取他的意见。
而他，也从不跟风，从不去迎合什么人，总是实话实说，也就更为张之洞所器重。
一八九六年春，张之洞交卸了临时署理两江总督职务，回归到湖广总督本任。张之洞虽不是个拉帮结派，到处培植个人势力之人，调离了，特别喜欢的人也要带上几个的，而黎元洪就是其中一个。
黎元洪在阔别二十年后又回到湖北，离开时一家人和逃荒差不多，回来时已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不由得感慨万千。
张之洞回鄂后，继续编练新军，黎元洪成了他的高参和得力干将。他先是被张之洞派去炮厂监制快炮。后又被委派负责编练湖北新军。
张之洞把在南京练成的自强军一个营，做为护兵带回湖北。回湖北后在这个营的基础上，扩编为前后两营和工程兵一哨，组建成武昌的护军营。
张彪充任护军前营管带，黎元洪出任护军后营帮带。职务上看似个副营长，实际上要大的多，因为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
湖北新军就是在这个护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一再的扩编，到一九零二年，湖北已拥有新军，护军左右两旗，步队八营，炮队一营，工程队一营。武建军二旗，步队八营，武恺军步队四营，武防军步队四营。还有护军铁路军步队四营，官兵近万人。
除武建营被清廷调广西外，余下七千余人构成了湖北新军的基础。在张之洞看来，这支七千多人的队伍，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军，只是在编制上仿效新军，在各方面素质上，距新军的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
张之洞一生浸润儒学，着述丰厚，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视为终生政治抱负。他不像袁世凯那样一味追逐权势，而是更加注重“为国求富强”。为此，面对内外交困之“世变”，他只有“竭蹶支柱”，以便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支撑两湖这一方天地，一心把湖北新军营建成御侮自强保国家的武装力量。
兵源的新旧之别势必影响到士兵的内在素质。旧军“人皆乌合，来去无恒”，“里居不确，良莠难分”，“积习锢弊，一入膏肓”，由此改编的“新军”必然带有浓厚的旧军积习。
张之洞起初也曾尝试改编旧军，但在发现由武铠左营改编的护军中营“操练未见起色”后，即“令全行裁撤”。从此，他基本放弃改编旧军，专心一意，“另募精壮”。
招募新兵时，除要求身强体健外，皆规定须报明家口住址，族邻保结，并拒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这样募集的新兵必多是质朴强健的青年。也就是说，与半由旧军改编的北洋新军相比，基本由新兵组成的湖北新军，士兵“相对质朴，少成见无习气”。
张之洞训兵重点强调忠君爱国、自强御侮。这在他亲撰并要求将士熟读唱诵的“军歌”中体现得最为直接而充分。该军歌一方面以大量篇幅歌颂大清王朝的“深仁厚泽”，要求将士“立志要把君恩报”。
一方面联系中外兴衰史例，反复陈说“自强”的必要性：“我国文弱外人多耻笑，若不自强瓜分岂能逃？请言印度国土并非小，为奴为马不得脱笼牢。，请言日本区区三海岛，威我强国全球敬且褒。不羡日本善用船与炮，只羡全国人心如漆胶。我国同种国民四百兆，何难发愤为雄展龙韬？欲保国家须有精兵保”，“同种固结外人难动摇”。
这歌词可谓发人深省，亦可见作歌者的良苦用心。
在张之洞的谆谆教导下，湖北新军的思想观念与北洋新军相比进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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