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复北京政事堂电：
“帝制撤销后，二庵派员持条件来商，首言仍戴袁项城为总统，再以他条防微杜渐，冀可从速弭祸，维持调护，深佩苦衷。国势至此，若可以宁人息事，万不忍再滋纷扰。耿耿此心，尽人而同。惟兹事体大，有应从长计议者。以法理言，项城承认帝位时已有辞退总统之明令，是国会选举之效力，已无存在。此时继续旧职，直无根据。世岂有未经选举之总统，此而囫囵吞过，尚复成何国家？以情势言，项城身为总统，不能自克，及承认帝位，又不能自坚。一人之身，数月之间而号令三擅，将威信之谓何？此后仍为总统，纵使指天誓日，亦无以坚人民之信。则种种防闲之要求，自为理所应有。上下相疑，如防盗贼，体统何在？政令难行，此征诸内情而决其不可者也。……故以二庵条件，分头电商滇、黔、桂、粤各省，皆严词峻拒。海内外名流函电纷驰，语尤激愤。人心如此，项城尚何所恋乎？
“今有识者，皆谓项城宜退，遵照《约法》，由副总统暂摄，再召国会，依法改选。此时更公推东海（徐世昌）、芝老（段祺瑞）、华老（冯国璋）分任枢要各职，于法理事势，两无违碍。计今日大事所赖于项城者，黄陂、东海、芝老、华老诸公亦优为之，其致疑于项城者，黄陂诸公举皆无有。是项城退，万难都解。速弭祸乱之法，更无逾于此者。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缅怀让德，常留国人不尽之思。追念前功，犹为民国不祧之祖！若复着恋不决，坐待国人尽情之请，彼时引退，则逼迫强制，终累盛德。不退则再动干戈，又为戎首。二者必居一。于此为国家计，为项城计，并恳诸公合词规谏，勿昧先机。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 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惟诸公鉴察。”
陈宦和蔡锷在磋商停战时，也交换对大局的看法。
陈宦主张袁下野后采行联邦制，在冯、段、徐三人中推选一人为总统。同时他认为目前对峙的僵局，不是北洋军和护国军的问题，而是袁个人和护国军的问题。袁是可以打倒的，而北洋派仍是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如果此时护国军对袁的压迫过分，迫使北洋派因要争面子而与袁重行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将是一件失策的事。
陈宦建议暂进保留袁的总统以稳定北洋派，以待袁被北洋派的遗弃，因自袁洪宪称帝后，袁世凯和北洋派已渐行渐远。
蔡锷则力劝陈宦先宣布独立，陈表示有困难，事实上也真有困难。
四川的部队庞杂，有地方部队，也有北洋部队，陈本人无力统御，事权不一，自己可用之兵有限。但是，所有在四川的袁军都有一个共同的厌战、畏战心理，不希望再打下去。因此陈宦向蔡锷提出先行停战，把政治问题留待以后再商。首次停战一个星期，自三月三十一日到四月六日。
具体停战事宜，陈宦派旅长雷飚赴永宁和蔡总司令接洽，叙府方面袁军亦托美国教士到横江向刘云峰梯团长要求停战。
蔡锷同意了陈宦的停战要求，提出了停战规约四条：
（一）两军暂宁原线，无论大小部分不得乱出部哨外袭，倘如违约冒进，格杀无论
（二）军使及信差出入，以两军高级长官所指定之道路为限，军使除特别许可外，以两地为限，但不得携带军器，军使以两尺见方之白旗为标帜，如军使无故图害者，依刑律治罪；
（三）凡有着军服携带器械，徘徊于两军步哨线之内者，准予射击或擒捕；
（四）此次停战自四月七日起到五月六日止。
五月六日期满后，又展期一月，由五月七日到六月六日。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在停战这期间，陈宦先将叙府让出，由护国军进驻。
在外人看来，陈宦看似袁世凯的大红人、宠臣，其实他在四川的日子也很不好过。首先，他和北洋系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北洋系的军人们是从把陈不当作自己人看待。袁世凯授他四川统军权，但北洋军他其实是指挥不动的。
而自从搞洪宪帝制后，由于他各方面都不积极，越来越感到，自己正被袁党边缘化。比如，他来四川就职前，袁世凯曾许诺他总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军事。可是，洪宪帝制后，这事不但再没被提起，袁世凯反而派河间人张联棻为陈的参谋长，以取代湖北人刘一清。足以说明袁对他有了戒心，所以派一个与陈毫无关系的人来做他的参谋长。
再者，袁决定对云南用兵后，派曹锟督师入川，任令发表时，陈一点也不知道。这显然是不正常的。这甚至使他想到，即使打退了护国军，四川将军一席也要拱手让给别人。
由于那么多的矛盾，陈宦这时心情的苦闷和不安是可以想见的。
他曾对他的亲信左右说：“松坡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他已经举义，自有他的布置，听说老头子（指袁世凯）也有彼直我曲的表示，看起来云南举义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
因此，自护国起义后，陈所表现的，是消极应付态度。蔡锷因为和他是好友，无论公私函电和谈话，对蔡锷始终保持一种“似友非敌”的态度，从不攻击蔡或谩骂蔡。
陈对蔡似友非敌，对袁则不拥不反。他不反袁，是因为有“受恩深重”的观念，不拥袁是因为袁的一系列做法让他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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