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社会各界大多希望维持稳定。如上海总商会呼吁和平，有谁“先启兵端”，“即为与人民为敌，视为乱党”。苏、浙士绅及国民党名流汪兆铭、蔡元培也奔走调停。
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宣称：“暴民政治之祸，甚于洪水猛兽，妄启战端会招列强介入，祸国殃民。”
短短一年，时局完全改观，内外形势都对国民党很不利。
为了孤立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迎合人们的心理，作了多种宣传。针对一些人的“厌乱”心理，他有意作出种种“宽容”、“忍让”的姿态，连篇累牍地发布文告，指责讨袁派“潜谋内乱”、“破坏民国”，并极力表示非至万不得已，自己是不肯使用武力的。而且还特别强调，之所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肯张皇武力”，“并非无力安良除暴”，而是“冀其悔悟”，因为“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国家不堪再扰乱了”。
袁世凯针对讨袁派在上海“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的情况，他于五月十三日急忙颁布了一道文告，命令各地文武官吏“保卫商民”。
他说：“如有匪徒借端扰乱，损害商人，唯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扞卫我无罪之良民也。”
七月十三日，他又颁发“提倡实业”文告，侈谈“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袁的这些作法，迎合各地商民的心愿。
辛亥革命时，他们曾经踊跃捐助军饷，支援革命；而今除少数激进者外，大多数对“讨袁”表示冷淡，甚至加以抵制。
后来，袁世凯还传令嘉奖各地商会“拒乱有功人员”。
为了消除人们对他击败民主派后恢复封建专制的忧虑，他还一再公开表示遵守誓言，效忠共和国。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安抚和争取了立宪派和中间势力。
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这么多人的反对。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其成分已经很复杂。
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二次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的壮大，国民党内部对于二次革命也大多没有信心。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在南京的战事还在进行中就不辞而别，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国内众多实力派的支持，自然也就很快失败。
反过来说，国民党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达到倒袁的目的，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他对很多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控制的。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党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闹得厉害了，自然不乏刀枪齐动、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无噍类。譬如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里的革命党、造反派几乎是数以百计，这些人何尝不存争权之私心。
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如应桂馨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一旦当权，必然危害地方，搞得民不聊生。
很多官场中人，都知道当家不易，管事很难，把事管好更难。相反，一些革命党人，一朝大权在手，便忘乎所以。以为有权真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乱搞一气；更有甚者因手中有权而很快腐化堕落。
很多人抱怨，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得不到民众的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国初期民主潮流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际存在的两个营垒的对峙。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革命党人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标，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向前迈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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