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所以没和其它维新派人士遭同样命运，后又被起用，有人说是因他是慈禧的宠臣刚毅所举荐，有人说是因为慈禧政变后他及时进献《劝善歌》。歌颂慈禧：“太后知人善任人，……御膳房内曾减膳，省出银钱去放赈。”
端方没有像袁世凯那样，靠出卖维新派去自保。用一首《劝善歌》拍慈禧的马屁，也同样保住性命，保住了仕途，其才气是被传为佳话的。
端方在庚子国难时，慈禧西逃至西安，他正署理陕西，把自己的行署让给了慈禧一干人。安排生活和办公，深讨慈禧的喜欢和感激，便步步高升。
他一直觉得自己和袁世凯特别投缘。两个人见面后谈了很长时间，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只知道两个人都特别高兴，订下了两家人两门亲事。一门是袁世凯的二女儿嫁给端方的侄子，一门是端方的长女嫁给袁世凯的五子袁克权。
端方此次来还带来了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给袁世凯的一封亲笔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方知历朝贤将相，罕有其匹，际此时局益艰，跂盼东山再起，宏此远谟，岂异人任！”
盛宣怀的信说得很直率。
袁世凯回信中同样吹捧了一番盛宣怀，又自谦一番写到：“弟初病左足，嗣病右臂，头眩心悸，益以失眠，精神日见颓靡，志气更不待言。承大哥期望之厚，当铭诸肺腑。
“惟久病衰朽 心与世违，愿常作乡人，以了余年。有负厚爱，无任悚惭。弟病眼昏花，不能具丹庄书，敢祈谅之。”
袁世凯和盛宣怀并不知心，他很怕是盛宣怀是有意试探。
其实，盛宣怀是力主铁路国有的，没想到惹出这么大的祸端。他是真心实意的希望袁世凯快点出山，因为在他看来，如若袁世凯出面处理铁路风潮，事情肯定会很快平息。
袁世凯在这里，真的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腑。
送端方走的时候，袁世凯没有想到，这一次和端方一别，竟是诀别。端方其实是不赞成铁路国有的，看到各地如此强烈的反对，他更坚信自己的想法是对的。现在这个铁路督办大臣的差事，他是很不愿干的。
对于铁路风潮，他的想法是和平和协商解决，无奈载沣不允。习惯了封建专制，清廷还没有学会和平和协商解决与民间地纠纷。只相信强权，只相信压制，只相信诉诸武力。
在他们看来，对于民间的要求，是绝对不能退让的。己方退一尺，对方就会进一丈，就会没完没了，朝廷的威信就会荡然无存。
端方不能抗命，只能消极怠工，最后还是成了清廷的牺牲品而死于非命，实在是可惜可叹。
从端方处得知，自己东山再起的事已经张罗得差不多了，说载沣和隆裕太后已经露出了口风。这是这一段时间以来，他听到的最好消息。但他更知：世事多变，谁知道会遇到什么变化？
这样的事，他自己再急也没有用，只能是等待。虽然，特别特别地急切。
他的这种心情，在这一年的八月，在他撰写的《重修百泉祠庙碑中》的一段话中，有明确的表达：“龙骧虎跃之士怀奇负异，每息偃乎寥廓之藩，以韬养其光气。而贤哲之有经世之略者，亦往往因以自放焉，如康节诸人是也。今余幸有余闲，无人事之忧，而鞠人（徐世昌）虽居朝列，志亦不忘丘壑，乃得相与致意于此。
“缅怀孙、阮之高踪，盖敻乎不可攀已。时方多事风云俶扰，不知所穷，要非沈雄俊伟之才，不足以贞多难。意者风教所树，英才骏足接踵而兴，世变赖以康济。”
在凭吊和缅怀古人的时候，不免对当今发出感叹。虽然“风云”跌宕之际，当权的朝廷“不足以贞多难”，只有自己这样的“英才骏足”，“世变”才能“赖以康济”。
袁世凯已经是迫不及待的要出山，去大展宏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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