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对袁世凯是不放心的，袁世凯回原籍时，步军统领衙门曾派袁得亮护送，其实是监视袁世凯。
肃亲王善耆也派了些密探，在暗中盯着袁世凯地一举一动，袁世凯对此当然心中有数。
开始为了避开嫌疑，他在家里闭门不出。有当地官员来探视，他一方面毕恭毕敬，一方面闭口不谈国事。还无病呻.吟地总是说自己的足疾有多严重，身体多病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付悲悲切切、絮絮叨叨的市井小民的模样。
对袁得亮则是特别地恭敬，常常找各种借口重礼相送。
因为都姓袁，袁得亮也很快成了袁世凯的本家。
这本就是个贪财好利之徒，加之袁世凯也真没有什么不轨行为。
每个月向步军统领衙门写的报告，最后都是袁世凯的幕僚代劳。
或许是清廷真的对袁世凯放心了，或许是他们已经没有精力管袁世凯的事。这个曾经叱诧风云的人物，似乎渐渐被人们淡忘了，这正是袁世凯求之不得的。
没有了袁世凯，清廷这个又老又破的机器，还在艰难地运转着。
主事的摄政王，二十几岁的小青年载沣，正焦头烂额。
从对袁世凯处置中，应该能看出，这是个有心机，能忍耐，也是能够识大体的人。
他接管朝政后，在摄政王的岗位上，可谓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是一直在兢兢业业的做事。
公道地说，无论是个人的才干，还是在勤政方面，比起他的那些有作为的前辈君王，并不逊色。
只是生不逢时，比如一部车已经马上就瘫痪了，司机的驾驶技术再好，又何济于事呢？
对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医术再高明的郎中又能有什么回天之术？
一个人有再大本事，如何能够扭转乾坤。
这个时候被开缺，对袁世凯来说，应该是他的幸运。
因为他离开后，清廷的统治就陷入了一个接一个的危机。
有人说如果袁世凯在位，清廷就可以化解这些危机，其实未必。
因为，袁世凯不是超人，他如果继续在位，恐怕也只能是和所有在位的人一起受罪而已。甚至很难再有后来的，东山再起机会了。
袁世凯离开政坛不久，就暴发了大规模的立宪请愿活动。
载沣摄政之初，就承诺立宪将按着既定的政策继续进行。
他没有食言，一九零九年一月十八日，清廷颁布了城镇乡自治章程。一九零九年十月十四日，全国二十一个省，除新疆之外，都完成了咨议局地选举。、
各省的咨议局一产生，就显示了极大的生命力。议员们积极的参政议政，不但监督制约着政.府的权力，也促进和完善着政.府的施政。
上上下下，积极性都很高，特别是士绅阶层，成为立宪最积极和热心的群体。这也不奇怪，这些人已经是这个社会最为活跃的阶层，立宪本就是这个新兴的阶级的政治诉求。
是的，立宪在继续，但广大的士绅和民众对原定的准备立宪时间，不满意了。九年时间太长了，大家等不得了，纷纷要求加快进度。
张謇，不错，就是袁世凯的那位老师，他一直热衷于立宪。我们记得，当年提议立宪时，老成持重的张之洞曾托他征求袁世凯的意见。
袁世凯在朝鲜时两人因张謇那封信已绝交多年，但为国家、为立宪大局，张謇放下了个人恩怨，主动给袁世凯写过一封信。
现在，张謇已经成了立宪请愿活动的领袖。
从一九零七年秋天起，各地立宪派便纷纷上书清廷，要求速开国会。而在一九零九年十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开会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通电各省咨议局，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
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联络，各省代表于十二月十八日陆续抵达上海，开会商议请愿速开国会之事。
在张謇的策划联络下，一九零九年十二月中旬，十六个省的咨议局的代表，在上海成立联合会。
联合各省的督抚和咨议局，要求中.央政.府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
他们组织了三十三人国会请愿团进京请愿。名为“咨议局请愿联合会”，请愿书出自状元张謇之手。
主要的要求是：一九一一年召集国会，在此之前应设“大政咨询”，并召开临时国会，从速组织责任内阁。
请愿完全是和平的方式。
都察院的大人们对此类干涉朝政的帖子向来十分反感，因而没有为他们代奏。代表们失望之余，便开始利用各种关系遍谒朝臣，寻求支持。
他们首先去求见的是首席军机奕匡和其他军机大臣。
奕匡一向圆滑，他对请愿代表说：“我亦国民一分子，自必帮忙”，那桐也表示赞成。
在经过他们的争取后，鹿传霖和戴鸿慈也表示理解。但在访问一些皇族亲贵的时候，肃亲王善耆、贝子溥伦和镇国公载泽则避而不见。而贝勒载涛和毓朗则表示将“竭力相助”，总算是让代表们感到些许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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