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四年二月至一九零五年五月，俄国和日本两国为了争夺东北的地盘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中国领土上厮杀了一年多，清廷谁也惹不起便保持中立。
为防止日俄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其他地区，清**严令奉天和直隶的边要地区由北洋统筹防守；沿海口岸则由相应督抚各自战备。
袁世凯趁机大幅度的扩军备战，于是他的武卫右军扩充为北洋军。或许，这支北洋军对袁世凯以后的人生有多至关重要，这个时候的袁世凯也未必能够清楚的知道。
第四、肃贪治吏。
晚清官员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国家贫弱交加，官员的薪俸极低。靠那一点可怜的官俸，维持家庭生活得精打细算。但是，别看薪俸没几个钱，但官员几乎是人人有钱。
对此，袁世凯有深刻的体会。
逃难在外的慈禧回到到皇宫以后，见宫内设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大多数陈设被抢走或毁坏，慈禧在召见袁世凯时，要求他赶紧筹款维修。
这诺大的一笔歀子，从哪里来呢？
因为还庚子赔款，清政.府加大了各种赋税，搞得民怨沸腾。袁世凯到任直隶后，曾因为负担太重，已经爆发过景延宾在直隶广宗县领导的抗捐斗争。
虽然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了，民众心中的怒火没有平息，如果往下摊派，势必激起民变。
老百姓不好得罪，老佛爷就好得罪吗？无论如何，这笔钱必须得搞到。
袁世凯召集手下的藩、臬、司、道等官员来商议，想和他们大家私人筹借，事后肯定如数偿还。
他知道，这些官员手里都有钱。
但是这些人一张口，一个比一个会哭穷。有人还给袁世凯算了笔帐。自己一个月薪俸是多少，自己一家人一个月要吃多少粮，多少菜。粮多少钱一斤，菜多少钱一斤，算来算去根本不够用，只能节衣缩食。
袁世凯一见如此，也只能作罢。
接下来，袁世凯不动声色的派人找天津的各大票号联络，谎称要把一笔公款存到票号，问他们能给多少利？
他们说最多是八厘。这个人说不对，他可是听说了，别人把钱存到这里，利钱可不是这个数。
票号都不想放过这个机会，就矢口否认，但这个人说什么都不相信。
为了说服这个人，就把账簿拿出来，把某官署某官员个人的存歀数字和利钱是多少一一报给了他。
这个人把这些人和存款数记下来，报给了袁世凯。
过了几天，袁世凯把那些人请来，和他们说了大致经过。
话锋一转说：“这些票号的掌柜的太可恶了，竟敢打着诸公的名义来招摇撞骗。为了惩处他们，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的存款暂时借用了。”
那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干吃了个哑巴亏。
对于官场的腐败，袁世凯深知，任其发展下去，任何的统治是很难维持的。
而更重要的是，他这个直隶总督新官上任要烧三把火，他需要政绩。
在当山东巡抚时，他也曾抓过几个贪官。
比如手下有个叫王治馨的，派他到东北出差，他趁机大贪了一笔。
被袁世凯发现后，本来是要砍这人头的，后来有袁世凯没法不给面子的人出来说情，才饶他不死。
正是这个王治馨，后来一直追随袁世凯的北洋嫡系赵秉钧。
一九一三年赵秉钧任中华民国总理时，王治馨当上了北京市长。
官大了，贪心更大，被大总统袁世凯主持成立的“肃政厅”抓个正着，最后还是被袁世凯处死。
当然，这是后话。
但是，一方面袁世凯在山东时间有限，权力有限，又那么多大事，难事缠身。对于治理腐败，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当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了，他决心要大刀阔斧，大干一场。
在整饬吏治上，袁世凯采取的第一措施是破除陋规。
所谓陋规，也叫“规礼”或“常规”，就是官吏凭借手中的权力，公开按时、按节、按事，向所属机关和人员索取的金钱和礼物。
因为各级官府，上边拨付的办公费用严重不足，只能和下属收取。对此，上边也心里有数，不是睁一眼闭一眼，而是睁着双眼什么也看不见。
因为，这其中有必须的费用，所以，向下边伸手也就理直气壮，有持无恐。
这也就为利用陋规来巧取豪夺大开方便之门。
袁世凯认为，吏治最大的问题“莫如收受陋规一事”。
他的作法是，确实必须的办公费用和必须的支出，该多少就多少，由公费实报实销，把利用陋规索贿和必须和正常的支出划分开来。
要肃贪，首先需要明确界定什么样的行为是“贪”， 破除陋规对于肃贪当然意义重大。
袁世凯在直隶的财政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后，他还拿出一部分资金给官员一定的补助。缓解官员薪俸过低的问题，拿出钱来养廉。
袁世凯整饬吏治的第二个措施是设立官吏考验处，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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