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荣禄掌握着董福祥和聂士成各军数万人，淮军、练军几十营，京内尚有旗兵。十万余众对自己的区区七千人，力量悬殊过甚，绝无胜算。
刚回到法华寺，收到段祺瑞派人给他送来急信。信中称董福祥和聂士成各有一万多人移兵小站附近，很明显是在监视他们。
也许，在此前他还有些犹豫不决，但此时此刻，何去何从他在内心应该已经做出了决断。
同一天，林旭把光绪皇帝 十四日写的密诏交给了康有为。
康有为当即与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等人开会，商量营救光绪皇帝之策。
徐世昌也受邀参加了会议。
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想不出什么良策。
一个个唯有捧诏大哭，是想用痛哭打动徐世昌。
他们都知道徐世昌与袁世凯的关系，和对袁世凯有怎样的影响力。
而徐世昌也同样地大哭。
毫无疑问，他至少是维新派的同情者。但是，他身不由己，没得选择。因为他知道人必须识时务，更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了，自己是干什么的。
他的哭未必是装给这些人看的。很有可能真的是在为光绪皇帝，和身边这些仁人志士而难过。因为对于最后的结果，他比这些人谁都有数。
在无路可走的条件下，大家最终的议定是：委托谭嗣同前去袁世凯住处，说服他“勤王”。率领他的新办陆军，扶助光绪皇帝“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
谭嗣同本来是不同意用袁世凯的，因为他一直认为袁世凯不可靠。
与康有为为此争论了多次。而康有为必用此人，他也无可奈何。
何况，要挽救时局，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能是想尽办法激发起袁世凯的义愤，促其站在帝党一边，以救燃眉之急。
梁启超也同意用袁世凯。
林旭持不同意见，认为袁世凯过于奸诈多端，不可依赖信任，即使事情成功，将来也难以控制。
因此作一首小诗代简送谭嗣同。
诗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千里草是个董字，本初是袁绍的字，这里指袁世凯）”
他是告诫谭嗣同，不要轻率用袁世凯，而应当用董福祥。
但是，此时此刻，事情十万火急，不容再拖延迟疑，谭嗣同只有冒险一试了。
当晚，徐世昌回到法华寺，将康有为等人商议的结果和谭嗣同欲前来的事情，告诉了袁世凯。
两个人进一步密商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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