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是容易拖拖拉拉的，这好象已经成为定论。
从事件发生到最后判决，需要五年、十年岁月的例子，并不稀罕。当然，除因被告病体垂危停止公审者外，第一审是绝对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但上诉、上告、发回原法院重新审判等程序返来复去，是很费时间的。费了十年的时间还不能结案的“松川裁判”，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
“拖拖拉拉的裁判，那不是裁判”，在外国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比方拿证人来说吧，他的记忆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下去的。对多少年前的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事情，要求连细节都要记得，一般人是办不到的。结果，使得必须立足于事实之上的裁判，变成沙上楼阁的危险，不断出现。
在法官当中，也有人皱着眉头说，这样是不行的。据我所知，第一个说这种话的，是东京地方法院刑事第十部的审判长岸盛一先生。
“与案件的数量相比，法官人数本来就不够，再采取拖延的办法，那只有使积案越来越多。法庭不是公布搜查记录的场所。在自己家里看材料，也不是法官的本分。在公审庭听取双方的辩论，据此得出自己的判断，才是正道。应该把用眼进行裁判，改为用耳进行裁判。”
岸审判长从这种信念出发，实行了“集中审理方式”的裁判。一个案件的审理，尽可能不拉长时间，根据情况也可以天天连续进行审理，以期裁判能够迅速结束。
这种集中审理方式，立即收到了效果。甚至连杀人案件的审理，也出现了三次结案的例子。
东京地方法院的几乎所有的法官，都效法了这种办法。在法学界称他们为“新刑事诉讼派”，吉冈锐辅市判长也是这派中的中坚人物。
“破戒裁判”是在嫌疑犯被捕四个月以后开始审理的，在很短的日子里就结束了审讯，就是这种集中审理方式的成效。这个案件也是连续开庭审理了四天，就结束了事实审理阶段。实际上是延长了一天，但这在需要多数证人出庭的情况下，是常有的事情。若是象往常那样，审理进行得拖拖拉拉，说不定会得出另外一种结果。这个案件，是隐藏着这种危险因素的。
根据新的刑事诉讼法，法官在自己负责审理的案件上，不允许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判断。
除起诉书和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以外，不允许有其他的东西作为断案的依据。这对检察官——尽管其立场与法官有所不同——也是适用的。象公安调查厅、司法研修所、法部门的其他机构暂且不谈，检察官的工作一般分为刑事部和公审部两都分。
刑事部的检察官的工作，是对警察进行指导，对送到检察厅的嫌疑犯进行调查、审问，以及写起诉书。而公审部的检察官，则要在法庭上为证明被告有罪而全力以赴。
在法庭初次见到被告人这一点上，法官和检察官都是一样的。
村田和彦遵照审判长的命令，又一次站在证人台前。
“被告由于刚才起诉书上的起诉原因被起诉了，你有什么想法？根据自己的意愿，被告也可以对一部分或者全部质问拒绝回答。但是，被告在法庭上的发言，是既可以作为对被告有利的证据、也可以作为对被告不利的证据而被采用的。”吉田审判长郑重其词地对被告说。
法官在公审庭上，要讯问被告是否认罪——即认为自己是有罪还是无罪；同时，还必须告诉被告可以行使拒绝回答的“沉默权”【注①】。这是审理刑事案件时的通例。
“在东条宪司尸体遗弃上，我认罪，为此判什么刑我都接受。但是，在其他三个诉因上，我是无罪的。”
“好了。”审判长点了点头。
从村田和彦在身分询问阶段的叫喊，谁都能预想到他会有这样的发言。
当被告回到自己的座位以后，天野检察官站起身来，进行“首次陈述”——这是检察官对他后来要证明的事情进行概括叙述的场面。
天野检察官用充满憎恶的目光瞪了被告一眼，然后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被告承认全部诉因中的一部分，对大部分诉因一直否认。但是，希望尽量减轻自己的罪行，是罪犯的共同心理，那是不足为怪的。
“被告和被害人之一、有夫之妇的东条康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连他自己也是承认的。当然，只是这种关系，在今天是不触犯任何刑律的，但这种情况很容易酿成其他的犯罪行为，是很明显的。
“被告至少全部承认了遗弃被害人东条宪司尸体的事实。假如与杀人毫无关系的话，有什么必要偏要去干这种惨无人道的犯罪行为呢？关于这一点，被告一直重复他那种使一般人无法相信的荒唐的辩解。这个以后去通过对被告的调查材料和法庭的审理来搞清楚，这里不多谈了。
“当然，这次审判应该始终按照起诉书上提出的诉因进行审理，但考虑到被告对犯罪事实九成都加以否认的情况，我请求先叫小岛重三、今野荒树、奥野德藏三位证人出庭作证。他们的证言，会在一定程度上弄清被告一九三六年以后二十年的生活情况。被告有一种非常危险的侥幸心理，他是一个认为欺诈、强占等寡廉鲜耻的犯罪行为都无所谓的无耻之徒，这一定能为这几位可以信赖的证人的证言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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