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沐休日，全朝廷停止办公，他们还沉浸在昨日巨大的欢庆之中，不可自拔。
大明朝的京城与历代都不同，历代皇都，都是设在绝对安全的中心地带，只有大明，是设在位于边疆的地带。
国初时的北平，是戎边重镇之一，燕王朱棣，戎边有责，所以才会训练出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才可以在日后靖难抢天下。
在迁都之后，这里也是处于边城之区域，百里之外就是长城，长城之外就是游牧民族的地盘，这叫天子守国门。
元明朝和后世的满清和共和国定都北京，只有明朝的时候北京是前线，其它都是以北京作为中心城市建设的，任何一朝首都都不会放在前线，大明朝把首都迁到北京，主要是成祖个人驾御能力较强，加上北京是其发迹的地方，当时对付北方，成祖是个人能力较强，率军出征也是北京较为便利。但是之后形势就发生逆转了，与其说天子守国门，不如说除了成祖，余下的皇帝们呆的北京，都成为了明朝最繁重的负担。
主要是漕运问题，朱棣去世后，他的儿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明仁宗在诏书中表示：“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南京，斯亦吾之素心。”——《仁宗实录卷十五》。
仁宗已经表示除因为迁都北京而导致的漕运问题，使得国家负担加重，而南京因为水利方便以及南方地力的开发，足以胜任首都之选，仍然想把都城迁回南京，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仁宗短命，继位没多少日子就去世了，这项决议也就搁置下来了。
仁宗皇帝在诏书中提及的“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指代的就是当时因为北京地区的产出无法满足北京作为京师首都的需求，需要从南方运粮，从而导致开发运河、疏通水利，一大批的水利设施在永乐年间开始实行。
洪武年间因为疏通水利已经使得民间不堪重负，“洪武中，河岸冲决，河道淤塞。故於陆路置八递运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车二百辆，岁久民困其役。”
永乐年间，漕运的数额从原来的二百五十万石增加到了三百万石。宣宗宣德五年三月，陈瑄上书：“支运法军民均劳甚善。但民病舍穑往还，不若益耗兑军便。”帝是其议，改为“兑运法”。行之既久，耗亦纳官，失初意矣。
到了宣宗年间，漕运已经成为国家的巨大负担，而且，越改越糟，“失初意矣”，什么是初意？概运南方之粮食救济京师也，说明此时对于京师的漕运，不仅并没有完全改善京师的情况，而且还在日益成为这个国家的巨大负担。
而到了景泰年间。“坝闸渐颓，水道淤浅”。到了成化年间，成化七年（辛卯，一四七一），罢瓜、淮兑运。河、淮以南，以四百万供京师；河、淮以北，八百万供边境。
此时已经不仅仅是对于京师的四百万供应了，漕运还承担着对于边境八百万石的供应，可见当时北方地力之差以及边境战事的吃紧、军队的大量集结所导致的漕运负担过重。
而战事也是一个问题，有明一代，北方的边境一直不是很太平，经常被蒙古侵犯，大明为此建九边重镇。
这嘉靖三十六年至嘉靖四十五年十年的时间，北方蒙古各大部落一共侵犯明朝边境达至少26次，被明朝当地军队成功抵御击退的次数大概在4到5次左右，战死、被杀的明朝副总兵、总兵、游击将军、参将等至少15人以上，而明朝军队主动出击的次数记录在案的大概有三次，两次成功一次失败指挥官战死。
在真实的历史上，北京作为首都的王朝，依然都是比较难守的。
“燕北迫蛮貊，内错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及秦人灭赵，败燕军于易水之西，而国随以亡。臧荼、卢绾、燕王旦国于燕，不旋踵而陨毙。彭宠以渔阳贾祸。公孙瓒以易京覆宗。王浚掩有幽州，幸晋室多故，冀以自雄，而见戕于石羯。段匹有幽州，而仍不能自立也。杜洛周、葛荣、韩婴之辈，旋起旋灭，皆不足道。高开道窃有渔阳，身死而地归于唐。天宝以后，以河北叛乱者，凡十七起。其能免于诛夷，保其宗祀者，不数见也。”所以说，燕北之地在古代实为边疆，的确不适合定都。
当然大明朝初年建都北京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明朝却没能实现开疆拓土把握时机，导致北京真的成为了前线，这是与元代定都北京完全是两回事，历朝历代基本上没有哪个王朝能出这种昏招干这种事情。
当然，他们有很好听的说法，这叫天子守国门，但历朝历代，那有天子守国门的？除非是迫不得己，这很挫的，并不多高大上。
现在蒙古帝国覆灭，漠南诸部臣服，北京成为了中心城市，这下子是真正的安全了，百姓并不在乎什么封狼居胥，勒石燕然，他们需要的是太平盛世，真的太平。
在这一刻，是真正的来临了，他们这是喜不自胜，难以形容，这可不是官方包装的胜利，而是一场真正的，畅快淋漓的超级胜利，是逆转京城地缘的那一种，全京城沉浸在巨大的狂喜之中，久久不能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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