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父母死后，子女按礼须持丧三年，其间不得行婚嫁之事，不预吉庆之典，任官者并须离职，称丁忧。
这源于汉代，在汉末丁忧去官很通行，非但是父母三年之丧要丁忧，就是兄弟姊妹期功服之丧也要丁忧。陶渊明诗有说及奔妹丧的，潘安仁《悼亡诗》也有说及奔丧的，可见丁忧之风在那是很盛，唐时此风渐息，宋代，由太常礼院掌其事，凡官员有父母丧，须报请解官，承重孙如父已先亡，也须解官，服满后起复。
西汉时规定在朝廷供职人员丁忧(离职)三年，至东汉时，丁忧制度已盛行，此后历代均有规定，且品官丁忧，若匿而不报，一经查出，将受到惩处。
但朝廷根据需要，不许在职官员丁忧守制，称夺情，或有的守制未满，而应朝廷之召出来应职者，称起复。到明代把它定在律令，除了父母丧不必去官。
韩爌作为当朝阁臣，文坛领袖，道德文章，为仕林标杆，身负天下之名，如果让人知道母亲去世，不回乡丁忧，只怕会是天下群情激愤，难挡天下人悠悠之口。
做官的父母死了，要告丁忧回乡守孝，孝服满后再陈请复职。三年守孝中不能参加宴会应酬，夫妇不能同房，家属不能生孩子，否则经人告发就要办罪。
正统七年令，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正统十二年又令，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皇帝诏令明确，隐瞒父母丧事，不辞官守孝的，一旦发现削官为民，而且不准在守孝期起用为官。所谓夺情指因为某些官员职位重要，皇帝特别下令，不许辞职，继续为国效力，从内心里，韩爌命望皇帝夺情，至少给他几个月的时时间，但是夺情的情况很少见，为父母尽孝道乃是人生大事，皇帝这么做，也会被人批评，罔顾他人孝道，非仁君所为。
而且惨的是，当官的政治前途问题，朝廷当官，实权在握的缺，一个人萝卜一个坑，还有无数人盯着这坑，守孝三年后还能做官吗？当然是可以的，毕竟如果一个官员辛辛苦苦几十年，父母一去世就要从头再来，岂不是不合情理？
不过官员未必能够官复原职，毕竟职位要人做事，不可能等人三年，具体职位需要朝廷安排，大明内阁宰辅，可以丁忧后成功起复的，只有杨荣一人，当然这只是文官，武将丁忧不解除官职，而是给假100天，这是重文轻武的时代，粗鲁武夫有什么资格丁忧？
所以老夫人的死，对于韩家来说，真的是相当于天塌了，亲人去世己是一种打击，韩氏家族的守护神，当朝阁老韩爌回乡丁忧，这对于韩氏家族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时代，一个当官的为家族带来的巨大好处，真正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韩爌家乃官宦世家，该捞的，该享受的特权早就享受了，金钱己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只有政治上的追求和抱负了，他相当担心，一旦离开朝廷，再回之日，己是人是物非。
韩爌乃官场老鸟，万历时都朝廷官场都是十几年变化不大，但是这过去三年，变化也太快和太凶险了。
萨尔浒之战、万历驾崩、泰昌驾崩、康熙登基，然后是沈阳卫之战、开原之战、奢崇明之乱、贵州之战、蒙古之战，大明帝国像是打了鸡血般奋起，惨烈外战，百战百胜，但一系列的大战和大动作，透支了国家最后一点元气，大明对外无敌，但国库和内帑却是饿死老鼠，这是极其的危险了。
而且随着系列大战的胜利，武将勋贵集团开始崛起，皇帝为小人所惑，竟有放弃二百年既定国策之意。
仕大夫共治天下，这是既定国策，二百年稳定的关键，这也是他们仕林的逆鳞，他们所一直追求和保护的伟大理想，大明处于变革的前夜，他实在不想此时离去，这相当于于少保（于谦）缺席京城保卫战呀。
但是母亲归天，锦衣卫又知道了，是无法隐瞒和拖延了，张居正的经验也太惨痛的了点。
万历五年，张居正十九年未相见的父亲张文明去世了，这时正值张居正掌握权力不久，各项改革事业刚刚铺开，他当然不愿意此时离职。恰逢小皇帝万历这时也对他崇拜得不得了，两边一拍即合，夺情！
张居正这么干，一是贪慕权力，二是实在不想心中理想，付诸东流。其时十五岁的万历也非常需要他，主少国疑，朝廷恰是需要重臣发挥定海神针作用之时，韩爌完全理解张居正的做法。
但是大明仕林的舆论力量非常强大，无数官员上书谴责张首辅的不孝行为，结果小皇帝生气了，当众痛打反对者的屁股，有人甚至被打成残疾。
这件事的结果是复杂的，对于张居正，夺情一事让他愈发自我膨胀，开始了从贤相到权臣的转变；对于万历，长大以后觉得自己被张老师骗了，拿夺情做文章，将死去的张居正抄家夺爵、子孙流放；而对于政敌来说，由于万历记恨张居正，导致初见成效的张氏改革人亡政息，而且张氏墙倒众人推，子孙后代下场极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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